略谈中华古典诗文典故
文/王曾瑜
今人阅读中华古典诗文，确有相当难度，甚至完全读不懂。究其原因，是否有以下几条。
第一，当然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限格，在简体字环境中成长的国人，要阅读繁体字古诗文，特别是古书，就往往如同文盲，须重新识字。
第二，古诗文的语汇宋代易经古籍版本大全图片，肯定远少于现代汉语，但用字量却要多上好几倍。记得我才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古诗文第一障碍，就是遭遇着很多字不认识的困难。我当时想了个办法，用一小册子，专记字义和读音，有空就背诵。即使如此，至今还是有很多字不识，需要查字典，但人老了，记性差，往往多次重复查阅，还是记不得。然而古典诗文中的个别汉字，甚至在《汉语大字典》中，也找不到。
第三，古汉语中的异体字特别多，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个，甚至好多个异体字。注意到即使出繁体字点校本，往往会强调统一字型，改去异体字。但是，其不好的效果，则会使人们读古籍，而难以识别异体字。
“閤”字有多种含义，或与“閣”通，宋代官名閤門宣贊舍人，但宋人的习惯就是写成“閤門”。电脑上一转换，先後两位研究生的论文却都成了“合门”。我问合门宣赞舍人等为何，均答不上来。一位研究生论文中有“数十里之闲”，我问“闲”字从何而来，也答不上。其实，在古文中“間”和“閒”或可假借，而“閒”与“閑”又是异体字。《鄂国金佗稡编》卷9《遗事》记载，岳飞“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間者”。按现代繁体字，应作“無一人遊閒者”，但简体字却不能作“无一人游间者”，“间”应改成“闲”。“數十里之閒”，即是“数十里之间”，而“閒”字在电脑上一转换，便成“闲”字。
然而在作为人名与地名时，一般又是专字专用，不能另用异体字，当然更谈不上通用和假借。如北宋末宰相何㮚，“㮚”是异体字，但不能改成正字，称“何栗”。然而现代简体字的创制，片面强调删繁就简，很不适当的大量的归併，造成繁、简体字转换时的不可胜数的混乱和错讹。故台湾学人一般认为简体字破坏中华传统文化，是很有道理的。个人早曾撰文，认为简体字已生米煮成熟饭，难以恢复繁体字，但将不适当归併的字重新分拆，就可基本上消除繁、简体字转换时的不可胜数的混乱和错讹。但限于目前掌管文教官员的文化素质，没人理睬。一位书法“名家”，赠台湾女明星字帖，竟将“影后”写成“影後”。又如“范”和“範”一直就是两个字，从不可通用和假借，但影视剧中却多次出现“範先生”之类的笑料，“範”从未用作姓。我对学生屡次要求古代人名和地名不用简体，但在简体字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往往习惯成自然，不容易做到。
第四，古汉语中的字，与现代繁体汉语不同，常出现通用和假借的情况，而现代繁体字，原则上取消了通用和假借，实现专字专用，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例如在古文中，“於”和“于”是通用的。但我上小学时，只能用“於”，而“于”只能用作姓。
第五，人名和地名的繁杂。中国古代有避名讳的习俗，称呼人不用其名，而是字、号、官称等。到了今天，人们找不到古人真名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唐代柳宗元，因他在柳州任刺史，就称柳柳州。这是他名声大，所以易找。反之，且用李綱诗为例，《梁溪全集》卷25《同曹使君登浮金堂》：“茗饮相从得清赏，坐令胜事踵苏徐。”找了许久，就是不知“苏徐”是何人，後来查到秦观《淮海集》卷4《别子瞻学士》：“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原来苏轼曾任知徐州，而李綱诗中因字数所限，就缩写成了“苏徐”，苏轼可称东坡、苏东坡，苏文忠公等，而可称苏徐州，我也是最近方知。
《梁溪全集》卷12《次韵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其六）：“采芝白云中，愿学园与绮。”其出典据《史记》卷55《留侯世家》，汉初有老隐士四人，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年皆八十有馀，鬚眉皓白，衣冠甚伟”。唐司马贞《索隐》注说：“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曰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又孔安国《秘记》作‘禄里’。“此皆王劭据崔氏、周氏系谱及陶元亮《四八目》，而为此说”。看来“四皓”真名实姓，也只是後世传言。东汉班固《漢書》卷18《外戚恩澤侯表》就使用了“四皓”之称，颜师古注说：“四皓須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後世如《北史》卷63《苏威传》，或称他们为“商山四皓”。李纲诗受字数拘束，只用“园”和“绮”两字，就不易查考。
《梁溪全集》卷23《含笑花五首》（其五）：“谓之曾诘笑何因？只笑明时窜海滨。晋以志穷莱以直，定兼我拙作三人。”此处的人名就成了典故，原来北宋有两个名相丁谓和寇凖，丁谓字谓之，曾封晋国公，寇凖曾封莱国公，宋人或称“丁晋公”和“寇莱公”。最终丁谓流放到海南岛，又称“丁崖州”，寇凖也流放到雷州。李纲流放到海南岛，转念与两位前人竟有同样的命运，写成此诗，因字数所限，而缩写为“晋”和“莱”。
大家知道，杜甫诗有“指挥若定失萧曹”，因为汉代的萧何与曹參名气大，杜甫的诗名大，故“萧曹”易知。但如《梁溪全集》卷18《次韵谪居三适·午窗坐睡》：“何尝慕管萧？但欲师广受。”“管萧”容易，即是指管仲和萧何，但“广、受”又是哪二位呢？据《汉书》卷71《疏广传》，“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广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
再如《梁溪全集》卷17《寳剑联句》：“徐国留吴札，鸿门蔽项庄。”“吴札”的典故，如在《韵府群玉》、《佩文韵府》等书中都找不到。最後，我还是猜到，应是指春秋时访问中原列国的吴国季札。此处因为诗句须用平声，就改用“吴札”，用人名号标点，就应将两字分开。
《梁溪全集》卷23《谪居海南五首》：“我今日对羲文语。”这也颇为难解，经查，是因为李纲正在为《周易》作注，相传《易经》是伏羲氏和周文王前後演绎的，所以他说自己恰似在与古人伏羲氏和周文王对话。另一句“刚道资嚢上书者，不知谁继颍川生？”当时投降派攻击李纲资助上书言事的士人，关键当然是在怎么理解“颍川”一词。据《梁溪全集》卷112《怀泽与吴元中别幅》：“建炎初，张所首论江夏兄弟之奸，以散官安置。既而吴给论汪（伯彥），送部。其後颍川极论二人，以谓必误中兴，遂置极法。”按此句乃迫於当时严酷的政治境遇，而使用古代名门的郡望姓氏作隐语，“江夏兄弟”是指奸相黄潛善兄弟，而“颍川生”是指被宋高宗杀害的爱国羣众运动领袖、太學生陈东。另有句“功似赞皇犹远涉，智如‘鹤相’亦来遊”。此处“赞皇”似用地名隐喻，《旧唐书》卷164《李绛传》称他是“赵郡赞皇人”，但也不敢保证以上考证是否准确。关于“鹤相”，是指前述北宋丁谓，《东轩笔録》卷2记载：“是时，莱公判陜府，一日，坐山亭中，有乌鸦数十，飞鸣而过，莱公笑顾属僚曰：‘使丁谓见之，当目为玄鹤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鹤，故但呼为鹤相。”在此又涉及丁令威化鹤，离家千年回归的神话典故，因为丁谓自认是丁令威之後裔。
《梁溪全集》卷112《怀泽与吴元中别幅》：“如以曹、马之事间吾二人者，遂以为信。”最初看“曹马”两字，简直懵无所知。後查《四库全书》电脑软件，方知古时常将曹操和司马懿两人，缩写成两字，用以形容怀篡位之心的权臣。政敌无疑是以“曹、马”中伤李纲和吴敏。此类典故对古人可谓耳熟能详，但对我这个算是从事中华古史研究者，却仍然非常陌生。类似的情况，见《梁溪全集》卷32《次韵李西美舍人见寄二首》：“暂解轩中徐孺榻，谩开坐上孔融樽。”後一句不必说，前一句，我按“徐孺”两字，查《四库全书》电脑软件，得不到解答，後算是找到了，《後汉书》卷53《徐稺传》：“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此诗因平仄关系，不能用“稺”字，只能用“孺子”，而又受字数限制，必须减一字。
我与王茂华先生合作，在前辈王瑞明先生工作的基础上，编《李纲全集校注》，目前发现有近六十人，只知其表字，不知其名。王茂华先生当然比我善於操作电脑，经她费了很大心血，才据表字找到了二十多个人名，但另有约半数，至少目前还找不到。史泠歌先生与我合作，写《宗泽与李纲评传》，已经完稿交审了。但使我们苦恼的一条，是有位钱姓士人，字申伯，与李纲是患难之交，李纲与他多有交往和诗歌唱和，也知他是吴越王钱镠的後裔，就是找不到其人名，写在传中，十分别扭。幸运者，是王茂华先生找到其名。
据《崇禎泰州志》卷6：“宋钱涒，字申伯，翰林学士勰之孙也。事亲孝，家贫，而甘旨独丰，母病，药必尝而进。居丧，哀毁骨立，悲动邻里。庐墓三年，诵佛书周五千七百卷。”参对《梁溪全集》卷167《宋故追复龙图阁直学士赠少师钱公墓志铭》所载，钱勰“孙男十八人，曰浄，曰涒”，是为次孙。
由此及彼，辗转推求，又查到了钱涒叔父的人名。《梁溪全集》卷121《答钱巽叔侍郎书》中说：“去冬承书贶，辞意郑重，以先内翰墓铭见委，宠示行状及干照文字一帙，且使令侄申伯垂谕再三，佩服不鄙外之意，无有穷已。”可知钱涒叔父字巽叔。参对《梁溪全集》卷167《宋故追复龙图阁直学士赠少师钱公墓志铭》所载，钱勰十子的官位，以钱伯言最高，为第八子。《建炎以來系年要録》卷7建炎元年七月己酉载，钱伯言以建炎中任吏部侍郎，又同书卷121紹兴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太常谥故追复龙图阁学士钱勰曰文肃，用其子徽猷阁待制伯言请也。（勰，吳越王〔弘〕倧曾孙，元祐翰林学士，党籍从官第十一人。）”我最初查到其名“钱伯言”，曾怀疑他是钱勰长子，後查到他为钱勰八子，则与“巽叔”之表字并不矛盾。李纲既称“钱巽叔侍郎”，则可推知其名确为伯言。
记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这些大学生受舆论影响，讥讽胡適先生只提倡考证，认出一个古字，等於发现一颗恒星，云云。如今方才深切地体会到，在我们编著《李纲全集校注》的过程中，能弄懂一个典故，找到某人的人名，真有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同样的兴奋和喜悦。
中华作为文明古国，古今地名极为丰富。且不说悠远的夏商西周，即以《春秋左传》中的地名而论，有些小地名，就是无法作古今对照。就我的浅显接触而论，最感头疼者有二：一是古代小地名，二是古代地方的别名太多。再如包括古地名的来历等，都是存量极大的典故，很难掌握。
就小地名而言，如《梁溪全集》卷22《次韵叔易（李纲三弟李经）四絶句》：“初寒一醉万家春，尚有陶翁漉酒巾。五牧潘葑新酿熟，开樽应忆未归人。”“陶翁”，自然是以晋代诗人陶潛为喻。据《至正无锡志》卷1，当地有潘葑铺、潘葑桥和五牧铺，为小地名。《宋史》卷47《瀛国公纪》，《宋史》卷418《文天祥传》记载，在南宋末年，元军曾在五牧击败宋军。《资治通鉴》卷268 胡三省注：“今常州无锡县有潘葑酒库。”李纲诗证明，北宋末至南宋初，无锡县应有五牧和潘葑两酒库。以上两个小地名，如果不是使用《四库全书》电脑软件，还真不易查找。
古代地方的别名太多，而在古典诗文中，又往往喜用别名。如名胜庐山就另有匡山、輔山、康山、庐阜、匡庐、羌庐等名，其中“羌庐”是“匡庐”为避宋太祖名而改。《青箱杂记》卷8说：“苏有姑苏台，故苏州谓之苏台。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滑有测景台，故滑州谓之滑台。”三个台都是别名。相州即今安阳市。《云麓漫钞》卷1记载，岳飞在宜兴张渚镇的题词中说：“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髪从军，小大历二百馀战。”其孙岳珂，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2《題唐太宗哀册文後》中，则称“相台岳珂”，因为岳飞故乡汤阴县属相州。
关於宋代南方各州的别名，今存《方舆胜览》和《四库》本《记纂渊海》记载较详。如苏州，据两书卷2和卷9所载，计有姑苏、吴郡、吴会、吴门、吴中、勾吴和夫椒七名，还漏略了苏台。如此多的别名，确实难以通晓和记忆。
宣和初，李纲贬官福建路南剑州（今南平市）沙县，任监税官，宋时称此类官为监当官。《方舆胜览》卷17 和《记纂渊海》卷10记载南剑州的别名有剑津、龙津、延平、剑浦、順昌、尤溪和鐔川，其中剑浦和尤溪又是其属县名。李纲诗或用剑浦，或用延平，或用龙津，经查对，原来是同一地方。沙县，李纲往往称“沙阳”，也应是别名。《方舆胜览》卷42 和《记纂渊海》卷15记载广南西路容州（今容县）的别名有容管、普宁、繡城、銅州和南流，但李纲流放海南岛，途经此地，《梁溪全集》卷24《容南道中二首》称“路入容南境”，“聞說容南久”，同书卷25《虞祖道相从湖海》序说：“罪谪海上，中州亲故罕通问。独虞君祖道，相从湖、海，踰年北归，同途次容南，赋诗识别。”又《容南鼎新郡庠所建讲堂名之曰育材》序说：“自学校之制废，而戎马之患兴，州县长民者，不复以教育为意。独容南鼎新郡庠，招徕生徒，弦诵之声不辍，诚可嘉叹。”另有若干关於“容南”的记载宋代易经古籍版本大全图片，不必赘引。可知容南也应是容州别名，而为上引两书所失载。《梁溪全集》卷112有《贵州答吴元中书》和《怀泽与吴元中别幅》两篇，我最初还以为是两处，经查，怀泽乃是贵州别名，即今广西贵港市。
上引实例足以证明古地名之复杂，而今人瞭解和掌握之困难。
第六，中华古典诗文存有海量的典故，极难瞭解和掌握。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典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就能看到许多欧洲的典故，不看注释，就不明白。相形之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典故就尤为丰富。源远流长的辉煌中华文明，世代积累，形成极为丰富而浩博，即使在信息化、数字化的今天，仍然根本难以悉数的古代诗文典故。华丽秀美、典雅堂皇、博大精深的文史典故，特别与骈文、诗词、对联等的韵律平仄，珠联璧合，千姿百态，出神入化，不仅是中华古典诗文的重要构件，更是一大优长，表现了极具中华特色的高超语言艺术魅力，令人反复咀嚼，回味无穷，只能惊叹古人意匠文采的高明，而自愧弗如。
以上介绍繁杂的古代人名和地名，其实也只是中华古诗文典故的一部份。中华古诗文典故的包蕴，堪称五光十色，包罗万象，再如历史故事、传说、前人用词和语，如此等等，难以悉数。以下再引证几条李纲诗中的典故。
《梁溪全集》卷4《浊醪有妙理赋》：“沸新篘之蚁白，滴“‘小槽’之‘珠红’。”前一句，据《名义考》卷12《緑蚁白堕》：“《释名》：‘酒有泛齐，浮蚁在上，泛泛然。’盖酒之美者，其上有华，其色緑，斟则泛泛然，浮于杯间。《洛阳伽蓝记》：‘晋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饮者醉不能醒，谓酒曰：白堕者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意同。”後一句，《三朝北盟会编》卷29《秀水闲居録》记载：“（郭）药师喜饮酒，尚酝絶品曰‘小槽真珠红’者，日赐一罇，置驿传送。”
《梁溪全集》卷26《再赋一章寄诸季约同隠罗浮》：“枕海仙山舞翠蛟，葛洪丹灶尚余凹。兵戈满眼归何地？云木连天思结巢。岂有声名同‘八士’，当令踪迹继‘三茅’。携家早作来遊计，玉户金关幸可敲。”此处“八士”和“三茅”都是来自神话传说，又都是人名典故。我最初想找哪个朝代有所谓“八士”？却难於寻觅。今据《太平御覧》卷43《八公山》：“《水经注》曰：‘寿春县八公山，山无树木，唯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刘安是汉高帝之孙，厉王长之长子也。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养方术之徒数千（十）人，〔皆为俊异焉〕，多神仙秘法鸿寳之道。忽有八公，皆须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住衰之术，未敢〔相〕闻。八公咸变成童，王甚敬之。八士并能鍊金化丹，从有入无（出入无间）。’”此段文字以《水经注》卷32参校。八公山历史上还是很有名的，是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处。“岂有声名同‘八士’”一句，末字须用仄声，而“公”却属平声，故李纲必须用“八士”取代“八公”。另按《韵府群玉》卷5记载：“三茅：大茅君盈，汉地节中，得道於金陵勾曲山，次名固，次名衷，号‘三茅君’。”道教名山茅山即源於此，分大、中、小茅山。
《梁溪全集》卷27《申伯见和佛迹岩诗再次前韵》：“子雲方草《玄》，白凤梦中吐。” “子雲方草《玄》”一句，“玄”原作“元”，据有的版本改。《汉书》卷87《扬雄传》说，“扬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盖宋真宗冒认道教传说中的人皇之一赵玄朗为祖宗，宋人避讳，改“玄”为“元”。因诗句字数所限，李纲就将《太玄》缩写成《玄》。“白凤梦中吐”一句的典故，据《太平御览》卷915：“《西京杂记》曰：‘扬雄读书，有语之曰：无为自苦，苦《玄》故难传。〔倐〕忽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白鳯凰，集其〔顶〕上而灭。’”
但有的典故就是查不到。如《梁溪全集》卷23《药山三咏》，咏鼎州三处古迹如下：
《问道室》：“骨相崭岩心已安，松林谈道不胜寒。习之不会高人意，便作天云缾水看。”
《伏牛庵》：“侍者何须召二空？一元调伏自知风。轩然栋宇翚飞处，何似当年茅竹中？”
《雷满池》：“英雄割据老渔师，习气难忘凿此池。尚想兴酣高会处，投身下取酒杯时。”
第一首《问道室》，据《旧唐书》卷160《李翱传》：“李翺，字習之。”按《类说》卷20《云在青天水在瓶》：“药山惟俨禅师，朗州刺史李翱问如何是道，师曰：‘云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话，云在青天水在瓶。’”另一处《雍正湖广通志》卷75引《药山指月录》更详，查《四库全书》电脑软件，《药山指月录》一书不知写於何时，也唯有《雍正湖广通志》有转引，今摘录於下，“药山惟俨禅师，绛州韩氏子，年十七出家，纳戒衡岳，博通经论，严持戒律，住药山，海众四集”。“朗州刺史李翱躬谒，问：‘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曰：‘不会。’师曰：‘云在青天水在瓶。’李述偈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话，云在青天水在瓶。’”朗州宋代改名鼎州，今湖南常德市。
第三首《雷满池》，我对五代时的雷满有印象，五代初，他割据朗州，《新五代史》卷41《雷满传》载：“满尝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龙水怪皆窟於此，盖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掷池中，因祼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复坐，意气自若。”
以上两首诗都能找出历史典故，唯独第二首《伏牛庵》的出典，我们至今未找到，特载於此文，如果有学者能找出，并告我们，将不胜感谢。
《梁溪全集》卷23《章华台二首》:“空令子革诵招祈。”《春秋左传正义》卷45昭公十二年：“（子革）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李纲将此典故“祈招”颠倒为“招祈”，只为叶韵，但给今人的理解，却带来很大的困难。
此外，再举我找不出，而由王茂华先生找出的一个典故。《梁溪全集》卷32《张次东中奉（大夫）挽词三首》有“于公驷马门”之句。她举出是在《前汉纪》卷20 ：“于公（定国）其里门闾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驷马高盖。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兴。’故人为之语曰：‘于公高门以侍封，严母除地以望丧。’”
从实践经验看，除了普及读物外，校点古籍宜用原来的繁体字，使用简体字的效果很不好，甚至造成错误，包括随意将古人名和地名简化。若不查原书，就无以知道某字古籍中原为何字，是何词义。使用繁体字校点古籍，上世纪顾颉刚先生等校点《资治通鉴》，须使用人名号、地名号、书名号等，是相当完整范例。此外，也另有不用人名号之类的校点规则。两者相较，顾颉刚先生等开创的范例，难度有时会大得多。依此范例，简直就难於偷懒和取巧，含混过关，只能真正明白古诗文之含义，方能准确地加上人名号之类标点。
如《梁溪全集》卷111《吳元中（敏）答書》：“颛㬰被兵，求、由与责：怀王堕马，贾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我开始就将“颛㬰”误认为远古的传说人物，而“求由”不解，查《四库全书》电脑软件，方知此处是春秋时的典故，“颛㬰”是当时的小国，而“求由”是孔子弟子冉求和仲由。後面的“怀王”和“贾生”较为常见，不作解释了。如果不弄清楚，又怎么能有准确的标点呢？
掌握中华古典诗文的典故，当然是研究中华古典文学史者的专长。古人并非没有留下检索典故的书，如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唐朝白居易、宋朝孔传《白孔六帖》，宋朝李昉《太平御览》，元朝阴劲玄、阴复春《韵府群玉》，明朝徐元太《喻林》，清康熙时所编《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和《佩文韵府》、《韵府拾遗》，雍正时所编《骈字类编》和《子史精华》，如此等等，但肯定记载不全。以往的古典文学史研究者，必须下成年累月的苦功，无非是一本又一本地细看古籍，日积月累，别无其他谬巧。
邓广铭先生论著甚丰，其中以辛弃疾论著四种最具代表性，後人很难在其著述之外，再添枝加叶，更不论有稍大的新进展了。众所周知，辛弃疾词喜用典故，故邓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只有非常深厚的文与史的功底，方得以成完璧。我常说，邓先生能做到，我肯定做不到，正是反映了师生在学问上的差距。谈及此事，有位师弟陈植锷先生原是治古典文学者，他说，他也能。可惜他英年早逝。然而对此言，我一直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古诗文的典故，非有长期积累不可，依他的年龄、经历以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的工作条件，只怕难以胜任，这决不是我小看他。
我个人也曾编校过《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和《宗忠簡公遗事汇注》两部古籍，後书是与史泠歌先生合作完成。但直到着手做《李纲全集校注》，才深感自己古文学素养之不足，典故知识相当贫乏。若没有现代古籍电脑软件，自己简直根本无以胜任。若说为此事的体会和经验，无非有二：一是尽力弄懂，方得校点和作注；二是两部工具书，须经常翻查。一是《四库全书》电脑软件，帮助查典故；二是《汉语大字典》电脑版，帮助查字义、词义、异体字以及通用、假借字之类。当年高纪春先生好心，为我安装《汉语大字典》电脑版，当时尚感觉似乎用处不大，现在却真要感谢其美意。当然，正如前述，也决非以上两部工具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
完全可以说，中华古典诗文典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待开发和利用的宝库。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即以清人编《佩文韵府》的搜罗而论，是完全不足的。为此，个人有个建议，可从建设《中华古典诗文典故电脑库》着手，此为极庞大的工程，绝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了，可以不断地扩充和修订，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最终以《中华古典诗文典故大全》的定稿和付梓为目标。这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