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是研究宋明理学还是研究关学，张载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节点：从中国思想史来看，张载处于从汉唐儒学到宋明理学转折的关节点上；从理学内部来看，张载是宋明理学理论规模与为学进路的奠基人；而从其作为关学的开创者来看，张载既是对关中之地域学风最早的反省者与自觉者，同时也是一代新风的倡导者——关学学派正因张载之哲学探讨而形成，而关学学风也因为张载对关学的开创、对关中之地域学风的反省而成立。正因如此，陕西的传统文化研究无不以张载作为基本入手，正像陕西的史学研究无不以司马迁为入手一样。当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陕西师范大学的中国哲学始终以张载关学作为研究的第一方向。
《张子全书》 资料图片
陕西师范大学的关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81年，陕西师范大学为陈俊民先生成立了“关学研究室”；2003年，又在原“关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拓展为“关学研究中心”。日前，陕西师范大学再作决定：将原来的“关学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展为“关学研究院”，并希望从更大的规模、更高的起点将更强的学术力量集中于关学研究。2019年12月7日，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挂牌成立。
二
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将以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并以“张载”“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点一线”作为其具体目标，包括从张载及其关学出发所展开的五大探索面向。
张载哲学素称难治，至今学界并未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其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则是学界所公认的；而其所著《正蒙》一书，也是展现宋明理学基本规模的经典文献。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抓住了张载哲学，也就等于抓住了宋明理学的生发之源。
由于张载的思想探讨肇始于关中，讲学于横渠书院，因而其所开创的学派又被称为关学。唐宋以降，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进一步南移，陕西之地域特色凸显，因而“关学”也就成为陕西地方学派之代称；而其发展，也与整个理学一道，共同经历了宋、元、明、清的历史演变。直到今天，所谓“关学”仍然可以说是陕西（关中）士人的一张文化名片。
至于传统文化，从其精神内涵来看，是指传统的儒、佛、道三教（特指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而言），至于其外延表现，则又可以含括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就现代学科而言，则又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等专门史学科；就研究方法而言，则又可指现代学科划分中的文、史、哲三科所通行共用的方法。因而也可以说，所谓“张载”“关学”与“传统文化”的“三点一线”，实际上就是从张载及其所开创的关学出发，以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点”与“线”式的解剖与研究。
三
从张载的道学（理学）探讨出发之所以能够辐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张载哲学所以形成之“三大背景”及其展开所涵摄的“五大面向”决定的。
首先传统文化关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或奠基人，张载的思想探讨无疑要从整个“道学”崛起的文化背景来理解；而黄宗羲《宋元学案》所概括的“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就是张载开始其道学探讨的总体背景。但这一背景却必然含括着张载哲学探讨所以展开的三大基本因素：其一是庆历之际的“学统四起”，也就是由唐宋思想转型所促成的宋明理学崛起的思想文化氛围；其二是构成中国社会之主流意识的儒学以及其此前所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之不同表现——先秦儒学与汉唐儒学，这又构成了理学崛起及其思想继承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抉择；其三则是一直作为儒家思想之批评者与借鉴对象的佛老之学。这三重背景或三种因素，既是理学得以孕育的思想氛围，同时也是理学家进行思想抉择与理论探讨的文化背景。比如标志理学崛起的第一代思想家群体——“北宋五子”，其年岁最长的邵雍，就是通过对汉唐宇宙论包括老庄思想的继承来表现其思想创造的；接踵而起的周敦颐，其为人气象虽然还带有一定的“烟霞气”，但其思想的抉择与继承侧重就已经明确指向先秦儒学了，并通过《中庸》《易传》的融合而自撰《通书》，以表现其服务于时代的思想创造。但当时的邵、周二位，既不辟佛也不排老，这说明，当时新崛起的道学（理学）思潮还处于隋唐以来三教融合的襁褓中。从张载“读《中庸》”而又“访诸释老之书”起，就不仅开始自觉地借鉴佛老的理论成果，而且在认真钻研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佛老之学反戈一击的批评；同时传统文化关学，张载本人的思想创造又始终坚持“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这一儒家的基本立场与精神指向。这说明，宋明理学一开始就以复归儒学为本位，也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崛起；而佛老之学，则从借助、借鉴的力量逐渐边缘化，最后完全沦落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宋明理学通过辟佛排老以确立儒家的“道统”意识，其实就是从张载开始的。这说明，唐宋以来的思想转型与儒学的复兴事业，只有到了张载才真正走上了正轨。
在这一基础上，以张载哲学发端的关学研究也必然要含括五大探索面向。
首先一个面向，就是张载的哲学探讨本身。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张载哲学，实际上是经过前人三次塑造而形成的。其第一次塑造，发生在张载去世以后，以“三吕”为代表的关学弟子东入洛阳，投奔于二程门下，由此开启了关洛之学的融合以及对关洛学术不同宗旨及其关系的论辩。这一论辩，从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开始，洛学弟子杨时、游酢也参与其中，直到朱子编《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从而形成了以理学学派之“濂、洛、关、闽”为排序的基本定论；而且，从吕大临到朱子，都认为张载曾经从学于二程，甚至，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在受到程颐“无忌惮”之批评的情况下还未作罢。两宋理学也由此留下了一个关洛之学孰先孰后的悬案。第二次的塑造则从明代的“朱学后劲”罗钦顺起，至王夫之为集大成。罗钦顺由于不满程朱的理气二分之说而求助于张载哲学，于是其自身不仅形成了气学的走向，而且也对张载哲学形成了“气本论”的基本定位；到了王夫之，则又由于其自我表达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及”，从而完成了对张载哲学之“气本论”的定性（但这一定性程朱就不能认可）。第三次塑造则以20世纪冯友兰先生引进西方的逻辑实在论而以“形式与质料”来诠释张载的虚气关系为代表。平心而论，这三次塑造或诠释并非全无道理，但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谬就在于研究者是从自己当下的理论需求出发来对张载哲学进行定性的，这必然会导致张载哲学随着研究者的需求而不断地呈现。所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与其从后人的理论需求出发来定位张载哲学，不如从汉唐儒学所存在的问题亦即张载哲学探讨的问题意识出发，尤其是从唐宋思想转型以及理学辟佛排老的任务，包括其自我规定的“为万世开太平”的根本使命出发，来理解张载哲学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其次，当张载确立了儒家的基本立场之后，他又将如何取舍、如何抉择汉唐儒学与先秦儒学呢？而他的“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无疑可以视为其在汉唐儒学与先秦儒学之间的一个基本抉择。因而，对以《六经》《论》《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之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也就构成了其哲学探讨的第二个面向；而关于张载这方面的思想，恰恰也就表现在其与《六经》《论》《孟》直接“对话”的《经学理窟》中。因为这不仅表现着张载对其精神继承关系的一种基本抉择，而且也表现了其在汉唐儒学与先秦儒学之间不同的继承侧重。
再次，在代表宋明理学崛起的“北宋五子”中，只有张载不仅正视佛老之学对儒学的侵害，并且还在“尽究其说”的基础上“反而求之《六经》”。那么，张载究竟吸取了佛老的哪些思想因素，其对佛老之学的批评又是如何展开的？贯穿于《正蒙》全书并集中表现于其首尾两章中的对佛老之学的辨析与批评，不仅关涉其对佛老智慧的吸取，同时也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其在吸取佛老形上超越智慧的基础上对佛老以空无为本之人生价值观的反戈一击。所以说，由张载对佛老之学的钻研到其对佛老价值观的批评，也就构成了研究张载关学的第三个面向。
从次，张载是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正蒙》一书也可以说是对宋明理学的“造道”之作；而其对《正蒙》之“根本枝叶，莫不悉备”的比喻以及其“睟盘示儿，百物具在”的叮咛，正是其对理学后来者的反复提撕。至于其对“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重新论述，不仅揭示了从先秦到宋明儒家一以贯之的重大主题，而且其对诚明两进之为学进路的探讨也规定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不同的为学侧重。所以说，仅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张载哲学不仅揭示了宋明理学之理论探讨的重大主题，而且也规定并影响着整个理学的为学进路及其发展方向。因而，张载哲学与宋明理学及其发展走向的关系，也就构成了研究张载关学的第四重面向。
最后，张载不仅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人，由于其长期讲学于眉县的横渠书院，因而也就成为关学的开创者，而其作为宋明理学奠基人与关学开创者的双重身份也就使其同时成为理学与关学相互影响的先驱。而宋明理学与关中之地域、民俗与学风的相互影响，又构成了关学区别于宋明时代其他地方学派的一种基本特色。张载之后，关学代代相传，在经历了夏辽金元的战乱后，终于在明代以勃发之势重新崛起，而从明代的吕柟、马理、冯从吾、李二曲一直到近现代的刘古愚、牛兆濂，虽然其思想形态与具体关怀也在不断变化，但总体上却始终坚持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方向，并与整个理学的发展方向保持着高度一致。比如王阳明去世后，吕柟就与湛甘泉中分南、北教事；而冯从吾早年在京师也曾与邹元标共同主持首善书院，返乡后又在西安创办关中书院。李二曲生当明清之际，其不仅与黄宗羲、孙奇峰并称为“海内三大儒”，而且也始终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保持着同一的思想节奏。当黄宗羲总结明代政治而撰写《明夷待访录》时，李二曲也通过综合程朱陆王而以“明体适用”为指向，从而又提出了面向新时代并以“康济时艰”为特征的“体用全学”。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为地方学派的关学与宋明理学之时时互动而又相互影响的特色，因而也可以说，关学的历史发展，同时也构成了张载哲学及其地域学风发展演变的一种历史面向。
四
由张载哲学之理论探讨出发所涉及的这五种面向，既是全面理解张载哲学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阐发张载关学及其现代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必要途径。因为当张载致力于理学探讨时，已经为自己规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因而，我们也只有沿着张载哲学探讨的思路轨迹，才能揭示其哲学的博大面向；也只有重温张载哲学探讨的使命意识，才能充分揭示张载关学的现代价值与现代意义。
当然，这样的张载与关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一个理论高峰以从事所谓理论建构性的研究，而是为了服务于我们民族的崛起，服务于我们民族崛起的时代。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真正从精神上崛起——只有从精神上站起来了才代表着其真正的崛起；而一个民族要真正从精神上站起来，就不能舍弃这个民族所以存在所以发展所以生生不息的精神依据。与张载同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仅仅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认知民族崛起的，因而，作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道德理性却仅仅被其视为富国强兵目的之外包装，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以欺世始而以败己终的根本原因（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变法当时就被张载批评为“苟道”，又被张栻形容为“窃取先王之近似者”）。至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实际就代表着其在儒佛道三教融合基础上对民族精神的一种重塑；而其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在继承儒家根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其道德理性与人伦文明之一种历久弥新的拓展。
所以，我们的张载、关学及其传统文化研究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层面，而是必须走出一条从理论探索到课程建设再到社会实践——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一种文化工程。这等于又构成了一个推动传统文化之现代转化的“三点一线”。如果说前一个“三点一线”是我们进入张载关学、进入传统文化的“三点一线”，那么从理论探索到课程建设再到社会实践，就是将传统文化推向现代社会并解决现代问题，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之现代转化的又一个“三点一线”。
这样看来，从张载本人的思想探讨出发，到其与《六经》《论》《孟》的对话、对先秦儒学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以及其作为理学家对佛老之学的钻研、批判到其作为关学学派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交融互动，包括关学学派自身的历史发展，也就构成了我们张载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关学作为一个地方学派，其地域特色与整个民族之全局关怀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又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中从地方学派、地域知识出发所表现之整个民族的普遍性与超越性诉求的特色。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2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