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几乎无人不晓，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无法绕过“四书五经”，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四书”一词发源于宋代，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孩童启蒙书，事实上不同于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古代只有少数有一定经济实力背景的家庭才会送孩子去读书。
如果有幸满足了出去读书的门槛，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也没能读出名堂，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远比现在的高考残酷。一个读书人若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抱负，首先得通过院试、乡试，省试与殿试的层层选拔。
古有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讲的就是在科举制度下，选拔极其残酷，直到五十多岁才成为进士也不稀奇。
近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四书五经”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又一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国学培训班“一位难求”，高校们也纷纷建立起国学研究院。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后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蓬勃地焕发生机。它始终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情感归宿，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那么你想过，“四书五经”是怎么产生的吗？为什么偏偏是这“四书”呢？为什么“四书”排在“五经”前面？“四书”对“五经”的取代只是考试重点的改变吗？
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从时代变革的大背景出发，探索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与理论辐射力的最新力作《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能够解答你的这一困惑，这本书脱胎于复旦大学广受欢迎的哲学新课，结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写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01
新经典的形成
“四书”是被他们建构起来的
所谓“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然而，无论是唐初的《五经正义》还是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十二经”，不仅《孟子》未列入“经”的序列，而且《大学》和《中庸》也未从《礼记》中独立出来。
在唐中期由于韩愈和李翱的提倡，《大学》和《中庸》才开始受到一些关注。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这部经典中的篇目，从未独立出来。从中抽出而成为新经典，必须重新做一番改定的工作。
朱子对《大学》的重建体现为《大学章句》。他对《大学》一书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认为其中第五章“格物章”的《传》在流传过程中遗失，故作《格物补传》一百二十八字。朱子改定的这部《大学》，史称“《大学》新本”。
朱子还认定，在为学次第上，《大学》具有“初学入德之门”的首出地位，意即读书须从《大学》入手。至此，《大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学化的进程始于宋代范仲淹、二程、司马光等人。《中庸》这部书在历史上之所以颇受重视，与其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
《中庸》开首三句话，素称难解而且重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在看似简短的三句话当中，蕴含有关“天”“命”“性”“道”“教”等儒学的重要概念。应如何理解和把握这套概念，成为后代儒者不断进行诠释的动力。
《孟子》的受重视始于韩愈，然而在9世纪晚于韩愈的“十二经”中仍未见《孟子》踪影。入宋以后，经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至宋徽宗宜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至南宋淳熙年间，又被朱子列入“四书”。
“四书学”的建构，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朱子注重文字训诂，但他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
第二，朱子的四书诠释非常突出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第三，朱子的“四书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四书学”的形成在儒学经典史上影响深远，构成了一套儒家新经典，伴随后世科举制等文教政策的落实和推广，逐渐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赢得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经典系统的殊荣。
在1200年至1900年的七百年间，“四书五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必读书籍，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知识、思想与文化的延续与建设奠定了方向，对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02
“四书”取代“五经”
是对汉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经典构成儒学思想的基本系统，并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从历史上看，在先秦“子学”时代，儒家经典的“六经”系统就已初步定型。然而，将经典知识转化为一种专门的学术形态即形成所谓的“经学”，则是进入汉代以后，以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倡议被纳为国策为标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五经博士”设立作为制度保障，被认为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自此，汉代经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具有制度化儒学的主要特质，可以赋予社会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经典的依据和保障。它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对于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总体特征表现为“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董仲舒画像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汉代经学研究注重运用文字训诂的方法，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尽其详，讲求家法传承。唐代经学则进一步对汉代经学的注解进行疏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渐统一各家经学注疏形成“十二经”。这一方面意味着经学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
在宋儒眼里，虽然至唐宋之际，经学注疏已经构建了一套庞大的系统，却存在着刊落儒学“性命之源”的问题。他们过度关注文字训诂，可是忽略了儒学的思想精神和哲学义理。
在宋代新儒家看来，这可是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大问题。也就是说，新儒家想要实现“思想突破”，必须摆脱汉唐经学注疏的旧格套，重新挖掘出儒家经典中湮没不彰的性命之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新儒家是从反拨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义理之学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于儒家经典，经学仍然是义理之学存续的文本基础。
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在摆脱汉唐经学“旧之注说”的同时，重建经学传统和经典系统？这才是摆在宋代新儒家面前的思想课题。
如何把握经学与理学间的关系？此处可以以程颐的观点为代表解释：就读书过程看，义理与经典同样重要，读经以明义理与先明义理而后读经这两种方法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含摄或转化的。就原则而言，则应以“义理”为终极目标，切不可拘泥于文字训诂。
程颐画像
程颐的义理《易》正是以理学解经的典范之作，也可称作经学理学化的典型。朱子承程颐之法作《四书章句集注》，从其体例看，兼顾训诂而突出义理——特别二程道学一系列的道学思想，并融入朱子自己的哲学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朱子的四书学系统体现了化理学于经学中、力求义理与经典相统一的特征。《四书章句集注》足以被视为经学理学化的成功典范。
此外还要讲一下王阳明的经典观，也可被称之为心学经典观。与朱子遍注群经相比，王阳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有关经学的注疏著作，他唯一一部可称作经学注疏的著作是《大学古本旁释》。这与阳明本人不喜注经的思想特质有关，更与阳明对经典知识的看法及其对朱子经学思想持批判态度有关。
王阳明认为，自孔子之后直至宋代理学的兴起，逐渐导致“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知识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人人凭借自己的经典知识，意见纷纷，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产生了“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很显然，阳明的这番话是暗指程朱理学以来的经典著述活动应当承担上述后果的责任。
王阳明画像
当然，阳明心里也清楚，传授经典的诸多经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周易国学乃四书五经之首，德性之知并不排斥闻见之知，致良知同样需要一般道德知识。然而阳明对经典知识有一基本态度不可动摇：
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后世儒者的“著述”对于解读经典是否必要，而在于这些著述活动已然忘却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根本旨趣——“敦本尚实，反朴还淳”，“务去其文，以求其实”。归根结底，阳明认为周易国学乃四书五经之首，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书本知识，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
03
礼教的压迫
当礼与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开创的古典儒学的思想系统中，作为内在德性的“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同样受到重视，仁与礼互以对方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礼仪社会，从而使人成为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礼仪精神是普遍的，对任何人都具有普适性，但礼仪制度却是具体的。因此，儒学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礼学思想落实为礼仪制度，让具体的礼仪制度体现出礼学精神。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制度之间加以调适，避免二者发生脱节。
以天理观的重建为标志的理学思想，至朱子学有了重要的理论推进，其表现之一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围绕国家（王朝）和家族（宗族）这两个中心，如何将理学思想落实在现实的礼仪制度层面，以重现儒家伦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礼仪理学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观念上的变化，“礼”被规定为“理”之“节文”，是理的一种仪式表现。这样一来，礼获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层面的保证，理又借助礼获得了具体性。这一思想成为朱子礼学思想的根基。
但是从语言形式看，“礼即理也”的命题将礼与理直接同一，似乎泯灭了两者的差异，不免导致礼的天理抽象化，故清代有儒者指责宋儒将礼从实际生活中抽离出来，坠入抽象玄谈之窠臼。
然而若将该命题置于整个文本的脉络中，我们便可发现朱子旨在强调：礼与理乃相即不离的结构关系，而非理念上的同一关系。
礼是理的呈现，而理是礼的保障，换言之，理的具体性表现为礼，礼的法则性表现为理。就此而言，可以说朱子“礼即理也”的命题赋予传统礼学以理学的依据，通过理学观念为礼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绝非后人所指责的那样，“礼即理”便意味着以理代礼，遂使礼学产生空洞化的后果。
“礼即理也”容易导致的另一误读是：由于理属本体论的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特质，因而作为理之体现的“礼”也可能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一解读看似顺理成章，然而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其后果将使礼丧失“以时为大〞的时代性，导致唯古礼为是的复古主义。
从根本上说，这种复古主义态度与孔子的礼学精神相违背。尽管礼学有着代代相因的基本精神，但是作为制度的礼必须因应时代要求而改变。即便“圣王”复兴，也需要根据当代的“世俗之礼”来改变“古制”之礼，符合儒家礼学的基本要义。
朱子一生遍注群经，《四书集注》是其成就的巅峰，但他没想到他撰写的《家礼》在无意间成为后世认可的一部经典。《家礼》一书在明清时代成为一部儒家的“新经典”。若从东亚文化圈观之，该书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以超过后来被当作科考书的《四书集注》。
朱子《家礼》主要涉及四方面的内容：冠婚丧祭。其范本乃是《仪礼》《礼记》等古礼，其对象主要是士人和庶民，故其适用范围遍及一般家庭，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家庭礼仪的典范。
《家礼》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它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响深远，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家礼学”传统。
概言之，宋代新儒学是对汉唐经学的一场“思想突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重建儒家“新经典”的运动，经典诠释也出现了理学化的转向，其典型标志便是“四书学”的形成，而其典范之作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
与此同时，在“礼即理也”观念的引领下，新儒家开始了一场将思想落实于生活的礼学重建运动，出现了以建构家族礼仪为核心内容的“家礼学”，不仅在哲学层面，更是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
关于“四书五经”、朱子学与阳明学你有什么想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