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被尊为“六经之首”。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画卦，文王演易，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先河，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幽深基础和神秘色彩。上自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下至汉唐以降各朝代的儒道释各派，旁及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科技等诸多学科领域，无不深受《易经》的影响。
历代治易的学者层出不穷，注《易》、解《易》之作可谓汗牛充栋。围绕《易经》早己形成一门显学，古称“天人之学”。
《易经》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奇葩，早已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易经》在欧洲的传播时间较早，辐射的领域也广，三百年来其影响愈来愈大。纵观《易经》在欧传播的历史，中西治易者也许不无启迪。
2014年，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中，其中一部就是《易经》（《周易》）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智慧经典，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走向世界，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和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融会的重要桥梁。
《易经》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很早就传播到了法国。17至18世纪，伴随着“中国热”在法国兴起，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其中，金尼阁成为西方最早的《易经》翻译者。随后，白晋、傅圣泽、马若瑟、刘应、汤尚贤、雷思孝等耶稣会士对《易经》相继展开了进一步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易经》西传的核心，在欧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法国汉学的创立和《易经》在法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国对《易经》的关注和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依然热度不减。我们相信，《易经》将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和精神感召力，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法国著名《周易》学家夏汉生
《易经》在欧洲传播的三个时期及特点
要确切地指出《易经》开始传入欧洲的年月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早自17世纪，《易经》已引起西方人士的浓厚兴趣和注意了。有人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早在1628年便将《周易》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但据利雅格（James Legge）称：“当我着手翻译《易经》之时，除了雷孝思（P．Regis）及其合作者的译本外，别无任何西方语言的译本。”
雷孝思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736年将《易经》译为拉丁文。在他之前尚有传教士马秉正（ de ）和汤尚资（ de ）作过译介，但译文不全，也未注明日期。雷孝思在前人的翻译基础上又加上自己的评注，便之成为一部有份量有影响的《易经》译本。
经典著作的向外传播，总离不开语言媒介和翻译手段，《易经》在欧洲的传播也以翻译为其开端。随着《易经》的翻译介绍，更多的欧洲学者有了接触和研究它的机会。1753年便有霍普特（John Haupt）关于《易经》的著述问世。他在这本书里提到莱布尼兹男爵（Baron von ），认为莱氏是一位提出了独到见解的易学家。霍尔（E．Hauer）在评论该书的一篇文章里称：“从本书可知，莱布尼兹并非德国最早研究《易经》的学者”。但接着霍尔又引述了霍普特书中的一段话：“他（指莱氏）从伏羲的卦象中发现了数学的二进制，即以两个数字演算的体系。据此，他对全书作出诠释，使卦象为人所解。不久，他便写信把自己的新理解告诉正在中国的传教士白晋（P．），好让中国人知道。”霍普特还提到另两位学者于1745年发表的观点：一是克尼特尔（F．A．），他认为“伏羲在《易经》里表明的只是算术关系”。另一位名叫哈森伯格（J．H．）的则断定：“这位皇帝旨在竭力显示他的组合技能，提出诸种可能的演绎形式。按照这一新假设，《易经》必定是伏羲皇帝所著述的《逻辑学》中的一个章节，而该书的其余部分则可能散失殆尽了。”
除了数学论和逻辑论之外，早期的欧洲易学家还有人持历史论，因为《易经》有的卦辞涉及古代史事，如泰（11卦）、归妹（54卦）、小过（62卦）、既济（63卦）等，有的学者，如舒马赫（I．P．），便把《易经》视为“历史文献”。
从欧洲来华传教士开始译介《易经》（即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可视为《易经》在欧洲传播的第一个时期，前后延续15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译本以拉丁文出现，尚不完备。学者据此而对《易经》发表的见解，无疑受到了很大局限。这些见解大都主观武断，带有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显得可笑。首先，他们差不多都一本正经地把我国古代传说人物视为一位皇帝，著书立说的大学者。其次，他们多半以17、18世纪西方近代眼光或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对《易经》提出过于大胆的论断，所以有时难免瞎子摸象，以点代面。就以博学多智的数学家莱布尼兹而论，即使他从《易经》的卦象发现了二进制原理，也不足以证明《易经》的构架便是数学，尽管其中的确包含数学的大学问。逻辑论更是牵强。一般公认，中国的智慧不以逻辑推理见长；直到佛教广泛传入之后，中国的逻辑学才逐渐系统化。中外学者对此均作过探讨，如清末的梁启超和法国的马斯佩罗（Henri ），他们最早也才从《墨经》的某些章节里寻找论证。早期的欧洲治易诸种观点之中，唯有历史论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雷孝思曾对此表示首肯，17世纪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熊泽蕃山（ ）也颇以为然。尽管《易经》并非《书经》，不是记史之作，但不可否认，其中确有史实痕迹，一般的卦辞内容，据近代考证，也多半是古人实际卜筮的记载或这类记载的最后综合。
第二个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初）以更多更完整的《易经》译本的出现为鲜明特点。这个时期先后有五种译本问世。译本的质量虽良莠不齐，但多数译者都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译本的问世。促使了更多汉学家依据新译本去进一步研究《易经》。
1876年马克拉契（Mc ）的译本在上海印行，题名为《儒家易经》。马氏译本玄奥难解，利雅格在自译序中写道：“我曾逐段逐字地研读过马氏译文，但却发现它于我丝毫无补”。这个译本之所以被人提及，更多地由于译者提出了诸多奇特而近乎荒诞的见解。马氏认为，《易经》是基于阴阳论的宇宙起源说。接着声称中国古代存在一种与之相关的生殖器崇拜，《易经》起源于诺亚父子分离的洪荒时代，是天父从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一本宗教书籍，《易经》的乾坤二卦代表上帝或繁衍万物的玄牝，乾即男，坤即女。总之，马氏力图运用比较神话来开启《易经》之谜，结果他把《易经》与《圣经》、中国与巴比伦、神话与宗教、古与今，统统搅混在一起。他提出这些奇特见解时振振有词，全然不顾是否有任何依据。
拉夸伯瑞（ ）的译本题名为《中国最古之经典》，其臆测妄断不亚于乌克拉契，但更带理论色彩。一他认为，《易经》是古代史实的真实纪录，正确的理解方法则在后来丧失了，于是转作占筮之辞。他甚至大胆设想，《易经》并非源出中国，而是纪元前2280年在大禹治世时由“巴克”人带进中国的。在原文处理上，拉夸伯瑞或保留或去省，颇为随心所欲，往往以能自圆其说为准。与此同时，他放弃了治易的传统，对诠释《易经》的文字置之不理。他进而认为，《易经》是一部辞典，按64卦辞分别列出治国处世的言论。但他丝毫未提，这部“辞典”为何只有64个辞条，它们之间又有何种内在联系而能自成一体？
说来也怪，尽管拉夸伯瑞的起源说遭人唾弃，其辞典论却大受其他学者的青睐。法国译者、易学家哈勒兹（Ch．de ）便是典型的代表。他的译本题名为：《易经一一古经及传统评论》，他不仅接受了前者的辞典论，还加以发展，他的整个翻译处理技巧也以此为基石。他写道：“古代《易经》由64段或章节组成，每段以一个概念、一个卦象或一个汉字为阐述对象。这个字之下有一个总的解释和道德的思考，然后再加上别的细节、例子以及表明这个字的涵义的引语一一有时是一整段，有时则是一首小诗。”按照这个观点，哈勒兹在译文里大量引述历代易学家的评论诠释，使其译本洋洋大观，包含不少名言警句。
另外两种译本的译者是菲拉斯特（P．L．）和利雅格。利雅格的译本后文专述，这儿只谈及前者。菲氏的译本尽管洋洋洒洒，分为两大卷帙，译者却未提出多少见解，篇首的“引言”也很简短，只重复了中国治易的传统观点。但值得一提的是，菲氏是首先重视中国易学家解易注易之作的欧洲学者。他依据清代的《周易折中》，今竭力把其中各派评述译出。也许正是他的这一做法启发了后来的《易经》翻译家利雅格和卫礼贤，令他俩如法泡制。遗憾的是，菲拉斯特不是一位富有经验的翻译家，他摄入中国易学家观点的技巧不高，用评论者霍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能从菲拉斯特的译本中获得正确的印象，因为他没把经文的翻译和评论的转述协调在一起。”
除以上几种《易经》译本外，1880年还出现了佐脱利（P． ）的拉丁文译本。这个译本比雷孝思的大有改进，但译得仍不全，只译了乾坤二卦的经文以及十翼之一、二、四的有关部分，另有六卦只译出象传和象传部分，其余56卦只作概述，最后列出十翼的剩余部分。
这个时期欧洲还出现了几位治易的汉学家，他们未从事翻译，却提出了不同观点。归纳起来，这些观点有三类：一是把《易经》纯粹视为占筮之书。格鲁伯（Grube）写道：“无疑周易与数学起源，《易经》是中国远古文献之一，因而成为中国文学著述中最玄奥最难读的作品。但无论多么饶有趣味，它毕竟是一本卜筮之作而已，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基尔斯（H．Giles）在自己的《中国文学史》里也持同一观点。魏格尔（L．）对此观点的陈述更为明快：“由下卦到上卦的八卦之中存在变化，这就是‘易’（变化）之为《易》。占卦者解释这种变化的意蕴和性质，并用诸所卜问题。”不可否认，《易经》确属占筮之书，但这绝不是它的全部。《易经》深厚博大，涵盖学科之多，可谓“学中之学”岂限于占筮一技。第二类观点视《易经》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文献。持这种见解的学者多半把注意力放在《易传》，即十翼部分，尤其是《系辞传》。他们发现《系辞传》中包含着道家的宇宙论。第三类观点视《易经》为一部辞典，上文提到的翻译家拉夸伯瑞即代表人物。这种观点对后来的汉学家仍有影响。
《易经》在欧洲传播的第三个时期以卫礼贤（ ）的德文译本的出现（1924）为开端。到了本世纪，欧洲的汉学家几乎没有不涉足《易经》的，但具有独到见解者不多。不过，有两位汉学家值得一提，一是康拉底（A．），曾著《易经研究》，但该书在作者死后才由厄克斯出版。厄克斯在书的首页上称：“康拉底重视《易经》本身而不理会后世的评论，以便窥视原作的本来意蕴，并比较不同部分的经文加以分析。”然而，他这样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易经》乃一部古代辞典而己。”尽管他在书中驳斥了拉夸伯瑞和哈勒兹将《易经》与同时代的巴比伦及《圣经》等混同的论调，也不赞同拉夸伯瑞的辞典论，但他最终从根本上仍视《易经》为一部古代辞典，只不过说它反映的时代晚一些，是周朝而已。他对《易经》的分析是细微的，也竭力提出论据。也许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他遇到不少难于自圆其说之处，尤其不能理解一部“古代辞典”如何变成了占筮之书！另一位是广为人知的中国文学翻译家韦利（A．Waley），他曾就《易经》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⑬以韦利对中国的渊博知识和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经验，他的文章不乏独到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易经》由异质的两大不同成分构成：有关预兆的民俗谚语和巫术的程式。文章特别引证了不少属于前一种的成分，但颇为夸张，以致难于令人信服，而对于所谓“巫术的程式”，韦利却显得无能为力，他似乎没认真研究过十翼之一的《说卦传》。
总之，《易经》在欧洲传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个时期都有新的译本问世，亦有不少汉学家治易周易与数学起源，先后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奇见解。显而易见，三百多年来《易经》在欧洲的影响愈来愈大，但《易经》的神秘深奥依然如故。正因为如此，它仍然磁石般地吸引着不少欧洲人。
《易经》在欧传播给人的启迪
像我国《易经》这样的古代文化典籍，不少历史悠久的国家都有。它们是所在国家的宝藏，也最能引起其它国家的珍视。在本国被尊为国宝，历代发掘琢磨，光彩照人，在国外则受人仰慕，学者竭力移植引进，以分享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增进了解，共享精神食粮，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易经》在欧洲的传播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启示我们如何更好地进行各国传统文化的交流。
《易经》在欧洲的传播告诉我们：古代经典要传播域外，翻译更是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这类翻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经典原著和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语言的替换不必以古拟古，相反一般总以现代语去追求古语的等值再现。原著的结构形态应以保持原貌为宜。
对《易经》这样的宝典，任何节译、缩译、略译、编译或调整结构，都是不可取的。完整完善的译本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有这样一个目标：迟早要有一个标准译本。其它非标准的节本、缩本之类，只能视为“应用译本”。
鉴于易学留下了丰富遗产，近代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尽管已有利雅格和卫礼贤等受人称道的译本，但可以认为，《易经》还在召唤新的真正的标准译本。文化历史背景的译介也是传播不可分割的部分。像利雅格那样知识渊博的学者，译出《易经》之后犹有茫然不识之感，这充分说明文化典籍的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替换就能奏效的。正如移植树苗一样，只有将根须连同周围的泥土一起搬家才有成活的可能。译者应从原著所在国的历代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中精选，或专题全译单独出版，或择要选译作为译注。译者若针对本国文化的差异和依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增加注释，应与原注分开，使二者不相混淆。
我国向有注经解经的传统，凡有助于理解原著、成一家之言的著述、注疏或集解，均应视为评论。《易经》在国外要进一步传播，应加强《易经》的评论和历代研究成果的介绍。
清代编入《四库全书》之经部易类的著述已达166种，而古今实有不下三千种，若尽数收辑编成《易藏》，可能不比《道藏》逊色。国外易学界迄今尚未、也难受惠于这一丰富的易学遗产。利、卫二氏的译本以《周易折中》为原本，算是有识之举，却仅各取所需地将各易家注论纳入自己的注释而已。国外易学家倘若忽视这些传统研究的基础和累累成果，其研究很可能要么不着边际，失之肤浅，老是停留在泛论简介的层次，要么自作聪明，以西方的“科学”眼光和方法，提出新奇的见解，但难免主观臆断，失之偏颇，贻笑大方。
对《易经》的评论，历来各家各派皆“援《易》以为说”，其纷繁的程度，岂在象数易理之分，两派之下尚有六宗之说。治易者无论中西，倘不辨两派六宗的分野，坠五里雾中，或见林不见树，或见树不见林，实在难为《易》论，强而为之，必然漏洞百出。因此，“据《易》以为说”远比“援《易》以为说”为妥。
开物成务，《易经》当以应用为研究的宗旨和根本目的。
《易经》阐释宇宙间万物万象的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规律，穷变易不易之至理。《易经》既是最玄秘的经典，又是最具应用价值的学问。唯其玄秘更引人思辨，而终令人有所敏悟，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易经》的应用是无限广泛的，历代的大量事实已证明了这点。旧的应用领域有待进一步发掘，新的应用范畴有待进一步探索。
治易者切不可划地为牢，或专以《易》为占筮之书，或专以《易》为哲理之书，理学之书，伦理之书，数学之书，医学之书，天文之书，地舆之书，养生之书，等等。它既是其一，也是其二，更是其可能的全部。见仁者说仁，见智者说智，大可各执一端，各砺其器，各有所为，以自身的研究、实践和应用来印证和体验《易经》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