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易经》的五大学问,你知道吗?

易经》-智慧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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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被誉为“群经之首”。它是帝王之学,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是华夏五千年的智慧与文化宝典。《易经》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哲学中的哲学”。孔子对《易经》的评价是“洁静精微”。《易经》的三个内涵是:理、象、数。《易经》的五大学问:理、象、数、变、通。理属于哲学;象、数属于科学;变、通属于“机”。每个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有它的道理,理、象、数通了,就能知变、通达万事。学《易经》关键要懂得“进退存亡得失”,要懂得一句话,即“唯变所适”。

*《易经》的起源

春秋时代即已存在的《易经》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

一、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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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经》的历史,《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就是说,《易经》一书,经历了上古时代的八卦阶段,中古时代的六十四卦阶段,下古时代的《易传》阶段。

其一,龙马负图,伏羲画八卦。

相传上古时代,黄河上通天界,河中出现了一条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氏见到龙马背上的图案,至为惊奇,就将之临摹下来,便成为后人所熟知的“八卦”(符号图形)。这是伏羲作八卦的一种传说。

其二,周文王演卦并撰定卦爻辞。

商末纣王时代,周伯姬昌(周文王)被纣王拘囚于羑里。身处忧患之中的姬昌,结合自身的坎坷遭遇,推究八卦之理,钻研大自然、人类社会的阴阳消长规律,将八卦推衍成六十四卦,并撰定卦辞、爻辞附于诸爻之下,借以表达对宇宙万物发展变化、吉凶祸福的看法。这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撰写卦爻辞的传说。

其三,孔子喜《易》,作《易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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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孔子感叹“礼崩乐坏”,以为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所致,于是修订《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以“克己复礼”为任。他对《易经》颇为重视,曾经读《易》“韦编三绝”,即在长期研读中,把编结《易经》简册的牛皮线绳都磨断了三次,足见其读《易》用力之勤。孔子在晚年撰写了《易传》十篇,传于后世。这就是孔子作《十翼》的说法。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中,孔子如此感叹道。

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无人能及的。据说,楚昭王渡河时,见到河面上游有东西漂流而下,渔夫取来后献给昭王,昭王问遍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它。后来听说孔子博学多能,昭王就派使臣带着它,千里迢迢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使臣,这是萍实,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这才解答了昭王的困惑。孔子的学问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孔子说出这番想要学《易经》的时候,从他的口气判断,也许是迟暮之年了吧,来日不多,此时才见到这部书,翻阅之下,心中大喜,因此希望天假其年,使他得以穷尽此书的智慧。以孔子的博学睿智,兼以年迫桑榆,早已阅尽人世的坎坷沧桑,面对《易经》却发出相见恨晚的叹息,这不得不令人惊奇和困惑——《易经》究竟是怎样神秘莫测的智慧,以致激起孔子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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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照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起来后,于是发奋写出了《易经》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却有另外的说法,“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照后者的说法,《易经》是先后经过三个圣人的编纂,才最终得以成书的。这三圣分别是伏羲、周文王、孔子。其中,伏羲画出最初的八卦;周文王将八卦加以发展变化,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到了孔子的年代,因为卦象太深奥,变化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看得懂,于是孔子作了《易传》,用以解释此书,使后人得以理解它。但“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掀起疑古的风潮,有史学家提出质疑,其证据是:卦辞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人物和朝代,因此足以证明《易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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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易经》在中国古代,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位置。在儒家六经中,《易经》被列于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它属于占卜类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焚烧掉诸子百家的众多书籍,此书也岌岌可危,据说是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书之类,从而使它逃脱了劫难,因为医书之类当时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之类,因为这个很偶然的缘故,《易经》才得以幸运的保存下来。

古代民智未开,但凡有重大的行动或决策,比如祭天或征伐之类,都必定要求神问卜,占卜吉凶。经考古证实,殷代盛行用龟甲或兽骨占卜,就是将它们放在火上烧灼,根据其裂纹的形状或走向,来推测未来的吉凶,这种办法称做“卜”;到了周代,占卜的方法得以改进,人们多用蓍草占卜,称做“筮”。

根据一些史书记载,可以隐约见到古人运用《易经》占卜的例子。鲁宣公十二年(公元579年),楚国攻打郑国。郑襄公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就任命荀林父为将,率军前去救援。部队走到黄河边上时,郑国就已经向楚国投降,荀林父也准备撤兵回国。但大将先谷刚愎自用,违反军令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后来晋军惨败而归。当时,智庄子担任晋国的下军大夫,得知先谷不负军令而擅自出战的消息后,应用《易经》中师卦的初六爻辞,预测战争的结局。其爻辞为:“师出以律,否藏凶”。意思是说:“师出作战必须严明军纪,违抗军令必定凶险。”所以,智庄子做出判断说:“我军一定会战败,先谷也会战死,即使幸免逃命,也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战争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先谷后来被晋景公处死。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常常利《易经》来决定诸如是否出兵的重要军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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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礼》记载,太卜(专门主管占卜的官员)依据《三易》来进行占卜。所谓的《三易》,指的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系统的易学。其中《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周易》是周代的易学,由乾卦开始。三种易学都是六十四卦,但《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内容。我们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但今天说到《周易》,一般讲它笼统的等同于《易经》,如果不做严格的学术研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易经》最初归为占卜类书籍,后世很多学者往往据此轻视《易经》,因为在他们眼中,占卜违背了伦理道德。人应当依据良心行事,不应该存着侥幸心理来占卜吉凶。这种态度,以宋朝的大儒朱熹最为典型,他说:“易是用来占卜,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在这种情形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以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可见,在他的伦理观中,本质上是反对利用《周易》来占卜的。只有遇到“正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时(事情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才可以利用占卜来予以解答。相反,诸如偷盗、奸淫等恶事,是否可以做,是绝不能用《易经》来解答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依道理”就知道是不合道德的,应该被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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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易经》最初的确被用于占卜,但将它仅仅视为占卜书籍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孔子虽然写过《易传》,却从没有将它当做卜筮之书,而更多地是在考虑《易经》中包含的深奥而宏大的哲学思想。比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较之于西方哲学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它承认事物存在对立面,如生和死、强和弱、男和女、大和小、昼和夜、明和暗、吉和凶等,而且,这种对立面并非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如此不一而足……后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构建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周敦颐,就是根据《易经》的思想,形成“太极”的说法,来解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易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程颐,则汲取孔子的易学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经》视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将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正是《易经》 中包蕴着的这种深沉宏大的哲学思想,最终吸引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使他们最终将《易经》置于六经之首。

佛教中有一种神奇的摩尼宝珠,它本来没有颜色但随着映照的各种物体,能呈现出各种颜色,遇青色便呈现出青色,遇红色便呈现出红色。佛教修行的人周易文化通说易经起源,通常将德行高深的得道之人的心性,比喻为摩尼宝珠。

《易经》或许就是这样的一颗神奇的宝珠周易文化通说易经起源,在高明的占卜家邵康节那里,它就是最灵验的占卜书;在哲学家周敦颐那里,就解答了关于宇宙本源的难题;而在另一位哲学家程颐那里,《易经》则暗含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教益。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易经》确是一部神奇的、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好书,其中的智慧深奥广博,确实能够给人以超乎寻常的启迪、开悟,甚至有醍醐灌顶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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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乾坤国学院南京总院、三易元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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