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智慧中的智慧
《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被誉为“群经之首”。它是帝王之学，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是华夏五千年的智慧与文化宝典。《易经》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哲学中的哲学”。孔子对《易经》的评价是“洁静精微”。《易经》的三个内涵是：理、象、数。《易经》的五大学问：理、象、数、变、通。理属于哲学；象、数属于科学；变、通属于“机”。每个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有它的道理，理、象、数通了，就能知变、通达万事。学《易经》关键要懂得“进退存亡得失”，要懂得一句话，即“唯变所适”。
*《易经》的起源
春秋时代即已存在的《易经》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
一、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关于《易经》的历史，《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这就是说，《易经》一书，经历了上古时代的八卦阶段，中古时代的六十四卦阶段，下古时代的《易传》阶段。
其一，龙马负图，伏羲画八卦。
相传上古时代，黄河上通天界，河中出现了一条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氏见到龙马背上的图案，至为惊奇，就将之临摹下来，便成为后人所熟知的“八卦”（符号图形）。这是伏羲作八卦的一种传说。
其二，周文王演卦并撰定卦爻辞。
商末纣王时代，周伯姬昌（周文王）被纣王拘囚于羑里。身处忧患之中的姬昌，结合自身的坎坷遭遇，推究八卦之理，钻研大自然、人类社会的阴阳消长规律，将八卦推衍成六十四卦，并撰定卦辞、爻辞附于诸爻之下，借以表达对宇宙万物发展变化、吉凶祸福的看法。这就是“文王拘而演周易”，撰写卦爻辞的传说。
其三，孔子喜《易》，作《易传》十篇
春秋末年，孔子感叹“礼崩乐坏”，以为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所致，于是修订《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以“克己复礼”为任。他对《易经》颇为重视，曾经读《易》“韦编三绝”，即在长期研读中，把编结《易经》简册的牛皮线绳都磨断了三次，足见其读《易》用力之勤。孔子在晚年撰写了《易传》十篇，传于后世。这就是孔子作《十翼》的说法。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中，孔子如此感叹道。
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无人能及的。据说，楚昭王渡河时，见到河面上游有东西漂流而下，渔夫取来后献给昭王，昭王问遍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它。后来听说孔子博学多能，昭王就派使臣带着它，千里迢迢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使臣，这是萍实，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这才解答了昭王的困惑。孔子的学问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孔子说出这番想要学《易经》的时候，从他的口气判断，也许是迟暮之年了吧，来日不多，此时才见到这部书，翻阅之下，心中大喜，因此希望天假其年，使他得以穷尽此书的智慧。以孔子的博学睿智，兼以年迫桑榆，早已阅尽人世的坎坷沧桑，面对《易经》却发出相见恨晚的叹息，这不得不令人惊奇和困惑——《易经》究竟是怎样神秘莫测的智慧，以致激起孔子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呢？
《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照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起来后，于是发奋写出了《易经》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却有另外的说法，“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照后者的说法，《易经》是先后经过三个圣人的编纂，才最终得以成书的。这三圣分别是伏羲、周文王、孔子。其中，伏羲画出最初的八卦；周文王将八卦加以发展变化，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到了孔子的年代，因为卦象太深奥，变化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看得懂，于是孔子作了《易传》，用以解释此书，使后人得以理解它。但“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掀起疑古的风潮，有史学家提出质疑，其证据是：卦辞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人物和朝代，因此足以证明《易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易经》在中国古代，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位置。在儒家六经中，《易经》被列于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它属于占卜类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焚烧掉诸子百家的众多书籍，此书也岌岌可危，据说是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书之类，从而使它逃脱了劫难，因为医书之类当时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之类，因为这个很偶然的缘故，《易经》才得以幸运的保存下来。
古代民智未开，但凡有重大的行动或决策，比如祭天或征伐之类，都必定要求神问卜，占卜吉凶。经考古证实，殷代盛行用龟甲或兽骨占卜，就是将它们放在火上烧灼，根据其裂纹的形状或走向，来推测未来的吉凶，这种办法称做“卜”；到了周代，占卜的方法得以改进，人们多用蓍草占卜，称做“筮”。
根据一些史书记载，可以隐约见到古人运用《易经》占卜的例子。鲁宣公十二年（公元579年），楚国攻打郑国。郑襄公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就任命荀林父为将，率军前去救援。部队走到黄河边上时，郑国就已经向楚国投降，荀林父也准备撤兵回国。但大将先谷刚愎自用，违反军令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后来晋军惨败而归。当时，智庄子担任晋国的下军大夫，得知先谷不负军令而擅自出战的消息后，应用《易经》中师卦的初六爻辞，预测战争的结局。其爻辞为：“师出以律，否藏凶”。意思是说：“师出作战必须严明军纪，违抗军令必定凶险。”所以，智庄子做出判断说：“我军一定会战败，先谷也会战死，即使幸免逃命，也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战争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先谷后来被晋景公处死。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常常利《易经》来决定诸如是否出兵的重要军事决策。
根据《周礼》记载，太卜（专门主管占卜的官员）依据《三易》来进行占卜。所谓的《三易》，指的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系统的易学。其中《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周易》是周代的易学，由乾卦开始。三种易学都是六十四卦，但《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内容。我们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但今天说到《周易》，一般讲它笼统的等同于《易经》，如果不做严格的学术研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易经》最初归为占卜类书籍，后世很多学者往往据此轻视《易经》，因为在他们眼中，占卜违背了伦理道德。人应当依据良心行事，不应该存着侥幸心理来占卜吉凶。这种态度，以宋朝的大儒朱熹最为典型，他说：“易是用来占卜，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在这种情形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以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可见，在他的伦理观中，本质上是反对利用《周易》来占卜的。只有遇到“正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时（事情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才可以利用占卜来予以解答。相反，诸如偷盗、奸淫等恶事，是否可以做，是绝不能用《易经》来解答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依道理”就知道是不合道德的，应该被厌弃。
尽管《易经》最初的确被用于占卜，但将它仅仅视为占卜书籍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孔子虽然写过《易传》，却从没有将它当做卜筮之书，而更多地是在考虑《易经》中包含的深奥而宏大的哲学思想。比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较之于西方哲学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它承认事物存在对立面，如生和死、强和弱、男和女、大和小、昼和夜、明和暗、吉和凶等，而且，这种对立面并非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如此不一而足……后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构建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周敦颐，就是根据《易经》的思想，形成“太极”的说法，来解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易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程颐，则汲取孔子的易学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经》视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将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正是《易经》 中包蕴着的这种深沉宏大的哲学思想，最终吸引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使他们最终将《易经》置于六经之首。
佛教中有一种神奇的摩尼宝珠，它本来没有颜色但随着映照的各种物体，能呈现出各种颜色，遇青色便呈现出青色，遇红色便呈现出红色。佛教修行的人周易文化通说易经起源，通常将德行高深的得道之人的心性，比喻为摩尼宝珠。
《易经》或许就是这样的一颗神奇的宝珠周易文化通说易经起源，在高明的占卜家邵康节那里，它就是最灵验的占卜书；在哲学家周敦颐那里，就解答了关于宇宙本源的难题；而在另一位哲学家程颐那里，《易经》则暗含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教益。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易经》确是一部神奇的、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好书，其中的智慧深奥广博，确实能够给人以超乎寻常的启迪、开悟，甚至有醍醐灌顶之功能。
——香港乾坤国学院南京总院、三易元文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