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它的功过是非和利弊得失，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它的文献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重视。本文从它的征集范围、辑佚校勘、书目纂修等方面讨论了它的学术影响和文献价值。关键词：四库全书征集辑佚校勘文献价值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文革”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四库全书编撰者，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

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

”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四库全书编撰者，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

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 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 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 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 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 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 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 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

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 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 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 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 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 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 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 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 发布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 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 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 作。

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 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 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 要的篇章。 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 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 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 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 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 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 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 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 了然。

”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 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 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 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