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搜集整理对保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投身这一研究领域已经30余年，主持或参与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四库存目标注》《尚书注疏汇校》等一系列大部头文献整理项目，成就斐然，在学界影响广泛。从杜泽逊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一位文献学家数十年如一日严谨扎实的学风。正是因为有代代相承的学养学脉，才有中国优秀传统文脉的赓续。对于学生和青年学者，杜泽逊教授总是寄予厚望，不吝指导，将他所积累的文献学整理与研究的经验，倾囊相授。近日，在他一手创办的山东大学校经处，杜泽逊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结缘“四库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求学期间确定写作有关《四库全书》的毕业论文，继而工作不久即参与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再到后来您的专著《四库存目标注》问世，您与“四库学”结缘是怎样的经历？
杜泽逊：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究》，也是所谓“四库学”的一部分。1992年，我偶然在北京琉璃厂的海王邨古旧书店买到一部线装书，只收录了《四库全书》没收录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提及的那部分书，即《四库存目》。我买了《四库存目》就开始调查：这些书现在是否还有存世？如果有，藏在何处？是什么版本？没多久，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道静和周绍良两位先生在会上谈到，《四库存目》很重要，应开展针对性调查研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与导师董治安先生商议后，董先生让我写一个论证发给学界的重要学者，征求意见。后来，这篇论证以《四库存目标注叙例》为题，发表在《古籍简报》上。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丛书》）项目正式开展后，国务院古籍小组就将查目工作委托给了我。
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存目丛书》开始时，并没有完成对存目的标注工作，我普查后，挑最好的信息给《存目丛书》编委会。但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其他没有进入《存目丛书》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继而推进独自承担的《四库存目标注》工作，这部书对每一个条目都有详细的交代。所以，作为目录版本学工作者，《四库存目标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著作。也正是通过这部著作，我初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这项工作持续了大概15年。在这期间我还需要兼顾王绍曾先生交代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工作，并且丝毫不能懈怠学校安排给我的教学任务，因而工作屡屡被打断。当时因为评职称的要求，我还放下工作去学外语，学得也很投入，对那时候学习的文章，还保留着深刻印象。以至于有时候会设想，如果当时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应该也是可以的。但人世间的事很多，我们不能什么都学，只能专注于一件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学界提出要形成作为显学的“四库学”，对此您怎么看？
杜泽逊：“四库学”需要重视两个中心任务，一是以《四库全书》为研究中心；二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乾隆年间对中国学问做的一次重大总结，其权威性至今不能被超越，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是真正代表乾隆年间学术的核心成果。《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研究的核心，而这两个成果包罗百科，需要众多人参与。就我而言，只能胜任版本目录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整体研究《四库全书》里的著述。我的工作是提供好的版本，并且说明这世间还有什么版本。学者根据我提供的信息进行整理校对，就能呈现最好的成果。社会需要分工，学术也需要分工。既然要分工，研究四库学的人就必须涵盖文史哲各个学科，不在一个学科就无法凝练成团队。但是也应该遵循学术的规律，不应盲目抱团研究。不同学者各就所好，经过时间积累，自然会形成特色各异的成果群。
普查清人著述卷帙浩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早年参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在您看来，前人关于《艺文志》的研究有什么不足？您的导师王绍曾先生采取了什么做法？
杜泽逊：历朝修史的最大成果是《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称得上国史的延续，而《艺文志》则是辅助性的。从《汉书》开始设《艺文志》，反映汉代的图书收藏和整理成果。《明史·艺文志》则是反映明朝人著作状况，而明代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则是反映明朝藏书的情况。所以，把《明史·艺文志》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统合起来，就有相互弥补的作用了。《二十四史》之中也有一些没有《艺文志》，所以从宋朝以来，尤其是清朝，人们开始补那些没有的《艺文志》。清朝人的补志工作是沿着《明史·艺文志》的方式来做。所以，《艺文志》在历史上就有两种做法，或是反映该朝藏书的情况，或是该朝人著作状况。这两种做法都是有用处的。
《清史稿·艺文志》收录了9000种清朝著作，不过，即便这样，没收进去的清朝优秀著作仍非常多，因此，就出现了由今人武作成完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下简称《补编》）。此外，顾颉刚还编过《清代著述考》，实际上也是重修艺文志四库全书主要著作，萧一山也有类似的成果，他们都是研究清史的名家。但是，这些著作掌握的材料依然差距甚大，所以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以下简称《拾遗》）工作，就是把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艺文志》和《补编》都没收入的清人著作再整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也就是说，依旧采用的是明清修《艺文志》的做法？
杜泽逊：是的。武作成的《补编》收了一万多种清人著作，加上前面的《清史稿·艺文志》9000种，约合两万种。王先生的《拾遗》又整理了55000种。综合来看，清朝的著作大概就是75000种。到了21世纪初国家启动修《清史》项目，问题再次提出：清朝人到底写了多少书？如何反映清朝的文化学术成就？确定由我们承担其中《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艺文志》两个子项目。此后，戴逸先生将《清史·艺文志》改名为《清史·典籍志》（以下简称《典籍志》），采取的仍然是修《明史》的办法，也就是只考虑清人著作，不考虑清朝藏书。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完成的《清人著述总目》，收录书目达到了种。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就收全了，只能说量力而行。我们写了130万张卡片，选20多万种书中的精粹2万多种，形成了戴逸先生主持的《典籍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典籍志》是按照什么标准编选的？
杜泽逊：《典籍志》要求选取优秀的作品四库全书主要著作，所以要寻求客观标准。最初的设想是聘请各方面专家从书目中选，但后来发现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书目实在太多，即便从大量专家的阅读范围来看，也远远不成比例，所以要找更客观的依据。钱仲联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的前言中曾坦言无法列出有多少清代文学家，并强调作这样的筛选需要有依据。而他的依据就是徐世昌主持的《晚晴簃诗汇》，以及其他一些参考资料。我大概也持这个观点，参考依据就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清代诗文集汇编》项目。黄爱平教授让我、漆永祥和史革新为《清史》项目《清人别集丛刊》选目3000余种，史老师选后段，漆老师选中段，我负责上段，每人选1000多种。当时已经有两个成果，即《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我们决定在这两部书中选。首先考虑的是《清史列传》有传的人，但发现有传的人很多并没有文集，有的人有集无传，就需要排除；还有一些人尽管在《清史》中无传，但是名人，比如蒲松龄、吴敬梓，所以就再补一部分。当然，清人著作不都是集部，经、史、子和西学部就没有现成办法了。《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中，有2万人的传。于是我们就在种的总目上，把2万个名字加上标记，然后把带标记的选出来，结果是58000种。在此基础上，再做“瘦身”工作，比如删掉选本较多的，以及一些虽然有著作但不传世或仅存残稿的，删到18000多种。接着再回到种的《总目》中去复选，既要把握十分之一的比例，又要把著名著作填进去。可是有的仍然严重超标，例如地方志类，那么压缩标准就是每个地方只保留一家由特别有名的学者主修的地方志。还有的严重欠缺，比如通俗小说，就需要再补充，满足它的十分之一。总的来说，在《典籍志》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都尽量寻求客观依据。
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完成《清人著述总目》工作后，又很快承担了《十三经注疏汇校》。听说该项目仍在进展中。请您谈谈这项文献整理工作的情况。
杜泽逊：2012年，《清人著述总目》的工作告一段落，山东大学成立了儒学高等研究院，并给予了学术经费的支持。我当时申报了《十三经注疏汇校》，现在仍在推进。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十三经》和《二十四史》蕴藏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传统经学作为经国之大业，历代学者围绕它的意蕴和训诂阐发，做了很多工作，为此要先完成《十三经注疏汇校》。如果不读《十三经注疏》里的《毛诗正义》，就不知道什么叫《诗经》。只知道“诗三百”，不知道《诗经》的衍生品，就意味着割裂了历史。所以，我们就需要先搞清楚它是什么，再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最后再评判其得失。这些文字的准确性，是我们使用这一遗产的前提，这就是今天做《十三经注疏汇校》的意义所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十三经注疏》于南宋后期诞生在福建省建阳县。明代万历年间的国子监出版了《十三经注疏》的“北监本”，明朝末年出现了毛晋汲古阁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清朝乾隆年间重刻了“武英殿本”。清朝嘉庆二十一年，在南昌出版了地方官办的“阮元本”。“阮元本”出现以后，学术界200多年来都推荐这一版本。即便“武英殿本”全文加了标点，错误也比阮本少。这由清代的学风决定。阮元的底本是元朝的本子，每卷后边都有校勘记，这种体例迎合了清朝考据学家的需求，因为它提供了大量证据，读一本就如读数本。从南宋到现在，《十三经注疏》屡屡再版，如果校对这些版本，会发现文字不同的地方很多，主要反映在阮元的校勘记里，但这部校勘记存在的缺陷也很大。首先，因为以当时的条件没能找到原始性的权威本。其次，阮元校过的本子很多地方没有“校净”。此外，“阮元本”也是错误最多的本子。所以，我们现在要像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那样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形成《十三经注疏汇校》。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已经把您说的《十三经注疏》的本子都网罗全了吗？进展如何？
杜泽逊：重要的本子基本都有了，但是校书有规矩，不能看见就校。要有一个基本知识，哪些本子属于里程碑式的，不能不校的，哪些本子属于它的衍生品，没有必要校。这样把最重要的版本选出来，尤其早期的宋元版，不重要也得校。到明清时期，翻刻而来的本子就不作为主要版本，要搞清楚版本之间的关系。
关于《十三经注疏汇校》的进展，已经出版的有《尚书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汇校》也已完成，即将付梓；《毛诗注疏汇校》接近完成。其他的还没有开始。这个进度应该是比较快的，《尚书注疏》在“阮元本”中按页码算是6%， 而《周易注疏》在“阮元本”中占3%。整个工作，如果靠一个人干，想完成9%就需要45年。我们校《尚书注疏》的时候是15个人坐班，校了两年，《周易注疏》用了一年。
详人所略 略人所详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十三经注疏汇校》，目前您还有哪些在研项目？
杜泽逊：近些年，我的核心项目就是《十三经注疏汇校》，《清史》项目尚未出版，还有扫尾的工作。此外，我还参与了《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工作，这是山东省政府特批重大项目。目前印了1300多部书，一多半都是稿本抄本，很多是普通读者不好找的。而《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旨在整理所有日本馆藏的中国古籍，这些古籍涵盖非常广。但是日本到底收藏哪些中国古籍？迄今为止，我们没法确定这个工作量，但无疑将是持久且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工作，仅靠个人无法完成。所以，我考虑，这个项目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把在本地能获取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静嘉堂文库等已经出版的目录信息黏合在一起；第二步是实地到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等机构，主动提出为对方编目，以拓展他们没公布的部分，通过和他们的合作来推进这项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这一系列文献整理工作，在古代学术视野里都称为“小学”，在现代学术体系里称为文献学或者目录学、版本学，您如何看待现代学术范式和传统学术规范的关系？
杜泽逊：近代以来，兴办学校，建立现代学科范式，培养专业人才；兴办现代图书馆，引进了西方的图书馆分类法。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四库分类法和西方的分类法具有共通性；为书编目、写介绍等专业性要求，中外也是一样的。可以说，全球学术谱系中对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学术规范具有相似性，都有一群人代代相承，对经典文献的无穷研究，这是经典之为经典的特点。不过，也应该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性经典，中国也不例外。在各自分类情况下，可以求同存异，不同之处可以互相学习。西方图书馆分类法中，与我们具有共通性的部分，可以融合。大多数学问，是可以实现国际接轨的。不过，就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来说，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基，可以说，是胜于西方的。我现在带学生做的虽然都是老学问，但吸收采用了很多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技术。这也是我们所具备的、能够超过前人研究的优势。
在历史上，文献学一直是边缘学科，人数少是因为这方面的需求就是小众的。但是对这小众从业群体水平的要求并不低，需要跟其他学科一样达到最高峰。培养人才方面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断了线”，断了传承。文献学是实践性的学问，在这个领域，水平多高都不为高。我要求学生要对某一类的书达到精益求精的水平，走专精之路。在这一类书上，要精细地去阅读它的内容，对每一部书的价值做出基本判断。做任何学问都有个大原则，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术业有专攻，一个人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有限的，任何年代都不必追求“全通”。
（山东大学文学院柏颖、何贺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