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上的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追求与理想。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与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积极健康的主流,但也滋生了消极片面的非主流和日益极端的反主流。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色色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1-2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1]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40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4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10]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4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相辅相成。民族国家是定义现代民族的最主要依据,现代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定义域。“民族国家是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是某种特殊的集体身份。”[2]31-33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动因就在于证明现代国家这种集体身份；而“‘民族’这一概念规定了政治权力的范围,规定了什么人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要求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权力。如果没有‘民族’这一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权力都不可想象。”
多数研究还表明,追求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系民族主义本质核心,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内驱力在于解答现代化命题。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推向全球,农业社会渐次让渡于工业文明,传统民族和自然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某种痛苦的转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12]5,都必须正视自身在世界体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而维持相对有利态势的关键在于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更加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动态”[13]8,包括“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及其相应的历史过程”[4]10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4]14。始于18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呈动态发展,各国现代化具有不同特色———或以实现工业化为方向,或以向知识时代过渡为目标。
二、民族主义中国形态
由民族主义基本内涵涉及的相关视阈切入,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最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概念的现代化及与之几乎同步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创建。
关于中国现代民族,费孝通曾明确“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实体的物质及思想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贯通各民族心灵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精神”[11]3-6,即当代中国的民族直接指向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而非该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民族单位)———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或其他55个少数民族。
值得注意的,一是民族单位的个性问题。特别是跨境民族,即境内民族在境外有同族或境外民族在境内有分支。如云南26个民族中就有20个跨境分布；新疆几大少数民族在境外也均有分支；而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等境外同族甚至还是某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具有相同血脉与相似心理积淀,即共同个性的族群会天然地相互关注,但内在的文化同质性却在各自成长过程中,因历史地理的分割而逐步弱化。尤其是民族国家出现后,一国主权管辖下各民族的互动融合,新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国家认同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的民族个性意识,逐步成为人群凝聚的新核心。实际上,由于没有共同地域,尽管泛民族主义者不断鼓吹,跨境民族原有的文化一致性虽不至于彻底消亡,但被不同主权所侵蚀和掩盖,国别标签成为族群皈依的首选已不可避免。二是中华民族共性的外延。目前约有三千万中国人及其后裔散布世界各地,受地域限制,外迁华人已成为境外其他主权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不再属于中国现代民族的内在范畴———尽管他们也声称是炎黄子孙,聚居地他民族亦将其视作亚裔华族。但因与我域内各族具有相似血缘和基本一致的文化认同,我国内民族情绪仍较易波及境外华人,而其处境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我们关心的特殊焦点。像印度尼西亚1998年再度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不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而且中国人民与全球华人还共同抗议。
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其创建意味着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在中国,伴随着中华民族觉醒,通过反思19世纪40年代后百年屈辱,经历了从大一统天下格局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快速转变。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率先引入并阐发了“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理念中国文明透析,缔造了按现代国家规则运作,体现领土、人民、主权三位一体的中华民国。但经由军阀混战、全民族抗日与国共内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才真正结束了“家天下”式的自然国家形态,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一致、组织科学等民族国家建构的系列目标。中国民族主义从此才获得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进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系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忠诚为基础,围绕着中国如何尽快现代化而展开的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这种观念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曲折历程的必然反映。中国民族主义类似东方大多数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也有来自儒家文化的危机观念和强大社会凝聚力,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直到19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级、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意识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从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中国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并迅速扩张或更换现存结构。”[12]6“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3]17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
三、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现状
徐迅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即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中国文明透析,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一系列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4]150-151然未能系统地展示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宏观态势。倘以现实运动透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确切表明,正是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创业,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社会主义祖国才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民族百年救亡图存的历程还确切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必须发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可见,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取向是正确的,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著的。
其二,以片面倾向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义的片面倾向在当代中国集中表现为时隐时现的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的本质在于民族自大,变相甚至无限夸大自身成就与优越性,过份贬低他民族与文明,完全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如以近年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鼓吹“中国中心论”等就沾有此嫌。后者则恰恰相反,不仅全面否定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杀中华文明优点,而且对以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彻底丧失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企图全盘西化。像《河殇》宣扬的“蓝色文明优势论”与海外“民运”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等。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站在狭隘立场上,以非“扬弃”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文明,已经且将反复被证明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前进的绊脚石,尤其是民族虚无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又极易将实践导入极端。
其三,以极端走向为标志的反主流思潮。以无共同文化或忠诚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内在实质。显然,极端民族主义已不再满足于对现实的民族与国家进行局部改造,相反,却致力于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主流思潮,解构既存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创建新的民族国家。倘以载体分析,民族主义极端化在当代中国主要有两类:一是主体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台独”问题。二是少数民族的分立情绪和分离行径,如达赖集团的阴谋等。值得警惕的是,台独、藏独与疆独等分裂势力以及海外“民运”等非法组织自1989年以来,已经沆瀣一气,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共同歪曲和颠覆社会主义祖国,致力于从内部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但“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15]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崛起是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坚信,任何抵制与破坏这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终将彻底覆灭。
概而言之,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流及其导向是健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主流以外的各种非理性倾向,尤其不应忽视极端民族主义及其危害,必须进一步探索导致民族主义消极趋向及国内民族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而所谓民族问题,即围绕发展与进步,在民族产生到消亡进程中,因差异而导致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的矛盾。在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压迫下,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和挑战；二是由历史地理等因素导致的境内各民族及民族内部差异,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非理性倾向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目前“主要表现在‘八对矛盾交织在一起’。即: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交织在一起；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交织在一起；优秀的传统文化与落后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合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与非法的民族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16]而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人权等国际纠纷,则加剧了我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消极化的复杂程度。
参考文献
[1]安东尼·D·史密斯.论民族与民族主义[J].民族译丛,1986(1).
[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
[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96.
[4]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3.
[6]朱素梅.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J].世界知识,1999(14).
[7]陈林.善御之自强,不善御之自伤———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冲击[J].世界知识,1996(7).
[8]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8.
[9]刘锷,何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5.
[10]张达明.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地位、局限性及其修改问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5).
[11]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1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
[1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3.
[15]黄朴民.论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N].光明日报,2003－05－27(1).
[16]李德洙.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J].民族团结,2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