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前，在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解放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19城市文明·思享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峻教授指出，中国的成就和经验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且体现在制度和治理领域；不仅体现在“形而下的”器物方面，而且体现在“形而上的”理念、思维和价值方面。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合金型”文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质上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合金型文明并使之升级的过程。

今天，很荣幸来参加“2019城市文明·思享会”活动。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是“文明”。这里的“文明”是指“精神文明”，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对应的是“物质文明”，主要指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表现等方面的素养。80年代后，我们还先后提出过“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涵盖了一个文明体的基本面。在我看来，进一步建设好“精神文明”，需要从更宽泛的视角来认识文明、认识中国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的新型文明。这是做好具体工作的“立意”和“站位”。

从文明角度透析中国道路的演进与特质

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信念和信心问题，即培根铸魂、凝魂聚气。倘若社会成员对“我们走到哪里、如何走到那里”等基本问题，存在错误、分歧或信心不足，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能够做到同心协力、昂扬向上、充满正气。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去年我们则刚刚度过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概括总结文明透析，展示了中国道路波澜壮阔的历程、彪炳史册的成就、历久弥新的经验。中国的成就和经验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且体现在制度和治理领域；不仅体现在“形而下的”器物方面，而且体现在“形而上的”理念、思维和价值方面。只有文明这个概念才能把行为、器物、制度以及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整合起来，同时还能凸显其中积极因素并把它们上升到普遍意识的高度。

为什么不用“文化”而用“文明”这个概念来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呢？关于文化、文明的定义及其关系，中外学者已经作过大量讨论，这里不逐一赘述。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中文表达中，除非给“文化”加上特定的限定词，“文化”通常是个中性词。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表达传承的意思时，很少泛化地使用“传统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这样的说法，而是无一例外都加上了“优秀”二字。这是防止文化糟粕沉渣泛起、借尸还魂的必要措施。而说到的“文明”的时候，一般会指向一个社会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积极的、正面的因素，是个褒义词。所以，“中华文明”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指中华民族积淀下来的精华、精粹部分。

“合金型”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基础

那么，中华文明是怎样一种文明呢？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找到了一个描述词：合金。

合金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类制品。比如，铝合金是铝与其他元素通过一定工艺形成的。纯铝具有密度低、可塑性强、耐腐蚀等优点，但缺点是硬度低。在铝中加入锰、镁等元素而形成铝合金，不但保持了纯铝的优点，而且克服了纯铝的缺点，硬度明显增加。再比如，纯铁具有储藏丰富、硬度高等优点，但易生锈、易脆裂。如果把纯铁与碳、硅、锰、磷、硫等元素混合，则形成铁碳合金。其中的一类被称为钢铁，它不仅强度更高，而且不易生锈，因而成为制造、建筑领域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合金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它不是“纯金”，其中加入了其他金属或非金属元素，是多种元素结合的产物；第二，它不是多种元素简单的混合，其中有一种主导性元素；第三，不同元素结合而形成的合金，在强化主导元素优点的同时也克服了它的缺点，原来的单一元素本身也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

由科技领域的合金现象出发，我们发现，在社会领域合金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文明发生、演化、进步的过程无不是吸纳、融合不同文明元素的结果，这一点在中华文明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把中华文明称作“合和文明”，我把它称作“合金型文明”，因为这样更能突出中华文明的韧性和弹性，在表达上也更具象，便于人们识别和记忆。

文明诞生有三大标志：文字、青铜器和国家。很有意思的是，根据考古学研究，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及其冶炼技术是由西向东、从西亚中亚传入的。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除了内部子系统的交互影响外，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背景。而且这种内部不同地域文明、内部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互动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中华文明因此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假如我们始终“与世隔绝”，没有南瓜、洋葱、马铃薯、玉米、番茄、花生、土豆等农作物的传入，那么我们现在的餐桌将单调很多。假如没有与印度文明接触，真谛、缘分、世界、芸芸众生、想入非非、恍然大悟等几百个词汇也不会出现在汉语中，那么我们现在的语言也少了很多的丰富内容。假如没有近代以后与西方的交流，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恐怕也很难实现今天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依然叫作“中华文明”，并没有变成印度文明或西方文明；我们依然是“中国人”，并没有变成印度人或西方人。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文明的主体因素仍然保持了稳定并独具特色。在生产方式上是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在社会上是血缘联结的伦理社会，在体制上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在思想上是儒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精神上是内敛、平和与务实的气质。当然，这里“稳定”是相对的，即这些主导因素本身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儒家就经历了原生儒家、汉儒、明儒的嬗变，宋明理学更是内含佛道的“新儒家”。同样，所谓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特就特在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处理新进元素的独特方式。例如，域外各种农作物传入之后，怎么烹饪、怎么吃就有中国特色。我们用中国式的煎炒蒸煮，制作出各种美味佳肴，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升级版“合金型”文明的普遍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锻造合金型文明所要处理的基本元素和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如何确立社会主义这个主导性因素并使之贯穿到社会各个领域。具体而言，包括两大命题：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大致经历两个时期。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取向是教条化实践社会主义因素，对自身既有文明和西方文明采取排斥态度，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纯而又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这种总体取向，但是这个时期还是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如毛泽东主张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里的“中”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的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与苏联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做法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从“前人”与“他人”那里汲取有益养分，逐步塑造出升级版的合金型文明。

当代中国塑造的合金型文明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等等。

从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关系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跳出了要么敌视排斥、要么全盘西化的极性思维，它立足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和原则，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积极因素，锻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近年来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是中国特殊历史、特殊文化、特殊国情决定的，因此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所以不能学、也学不了。那么，中国这种合金型文明是否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必须指出，中国无意于推广自己的模式，更不希望别人复制自己的模式，因为我们从来就反对别人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中国或复制别人的模式。但不能因此否认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价值，因为这种制度能够造福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中国近14亿的人口规模超过北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所有国家人口之和。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就能把14亿人带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

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真正价值并不是某些具体做法，而在于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政策完善和制度发展；这种理念就是秉持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心态，集百家之长于一体，这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之“特”的精髓所在。反观某些西方国家，长期的“优越”地位导致它们不愿甚至不敢正视自身的不足，拒绝学习，拒绝改变，逐步走向傲慢自大、固步自封，进而走向思想僵化、制度固化，最终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

从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关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运用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和某些理念，但又不是简单回归到以往做法。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鲜养分，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金”实践，还丰富了“中国”内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不是当初带有傲慢情结的“中央之国”，更不是带有自恋情结的“狭隘民族主义”。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是包含着古今中外多重文明元素的中国，是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中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能够永立于此的是这样的中国。也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不断成就自己、造福世界。与此相反，有意无意把中华民族简化为汉族、把中国文化简单等同于“国学”特别是儒学、把文化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古的各种做法，恰恰背离了中国精神，给国人和外人以错误的印象，更不利于中国未来的成长。

为合金型文明发展作出上海的贡献

从文明形态角度看，上海这座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合金型文明的典范。在近代，西方人把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东方，使上海成为东西方文明的集散地，使上海成为近现代中国众多第一的诞生地，并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文明交汇的重镇，如凤凰涅槃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中华新文明的一个缩影或代表。因此，历史学者熊月之先生把上海特殊的城市性格概括为“融合了中国各种地域文化、吸收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养分的现代版中华文明”。总之，结合城市发展历史，我们能更好理解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以及“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新时代，继续完善合金型文明，弘扬好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坚守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正如我前面反复指出的那样，不同历史时期的合金型文明都有一个主体性因素，在当代中国，这个主体性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位”规定，虽然它们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带有时代特点和国别特点，但仍然属于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核。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是源于此。从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看，上海致力于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可忽略或忽视。“社会主义”揭示了“五个中心”建设的政治内涵，规定了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也就是凝聚城市向心力的“最大公约数”。

其二，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高度开放、流动的城市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对于上海来说，开放不仅要面向世界文明透析，而且要面向全国。不仅要善于吸引“高大上”的人才和企业，而且要积极拥抱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创业者，消除人为壁垒，使城市成为各种要素集聚、分工而又互补的“大森林”。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扩大开放，必须走向纵深，即从物的增长、城的形态变革走向制度法治、思想意识等文明结构中的深层次变革，防止用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和方法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

其三，善于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在一些人眼中，上海两千多万人似乎是城市治理和发展的“瓶颈”和“包袱”，把许多问题归罪于人太多且素质不高。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单从每平方公里人口数看，上海并非世界最高的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人尽其才，释放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及上海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发了全社会尤其是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市场主体，二是地方政府和各级干部，三是科研技术人员，于是“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激发“三性”办法很多，但最为重要的是立足初级阶段实际，破除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机制，努力实现贡献与收益的对称性。这是提振“精气神”的物质基础，也是让城市充满活力的保证。

总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质上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合金型文明并使之升级的过程。这种文明超越了中华传统文明，也超越了西方文明，并对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新贡献。作为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的代表，上海有责任为这个文明的发展完善作出贡献，不仅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其他各方面文明建设方面，成为排头兵、先行者，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书写新时代的新传奇。

【思想者小传】

曾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论著有《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其运用》《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历史与经验》《公共管理新论：体系、价值与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研究》《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天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等。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出版物一等奖等奖项。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作者照片由蔡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