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学：星相之学与历史故事

《后汉书•律历志》载有许多此类之事。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张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奨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孛星即彗星，俗称扫帚星，占星者视为兵乱之兆，孛星潜入翼宿、轸宿，是其对应区域楚国将有兵乱之兆，“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按：舂陵，古县名，治所在今湖北枣阳南，屑古楚地），即是其验；汉安帝永初四年六月，“太白入舆鬼，指上阶，为三公，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太白入舆鬼为将凶，后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槛车征弃市”。占星者以为太白（金星）入舆鬼（鬼宿）不利于三公和武将，张禹、张敏免官，任尚被杀，都是其凶兆之应。星象与人间灾异祥瑞的联系越來越被人们看重，天人感应被史家当正史、用史家的语言记录了下来，就连以人物传记为主的《三国志》亦深受影响，它虽无专志记载，却在人物纪传中叙述星象之事，《魏书•武帝纪》就有“桓帝时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的记载。

与中国古代其它术数比较起来，占星术有其独特之处。说它独特，不仅仅是因为它通过观察星象的变化来占验人间吉凶灾异，而且主要的还在于它极少涉及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平民百姓甚至下层官吏有疑惑厄难，如要求问吉凶，他们向拆字算卦的术士求教，也决不去求助星士。许多人看来，占星术是与他们无缘的星相学古籍，因为他们自知不是“上应星象”的人。占星术的对象是玄奥莫测的星空自然变化，而其目的则是占验那些“上应星象的人或事的吉凶灾祥。哪些人和事“上应星象”呢？从正史、笔记、小说及其它文献记载来看，大致包括天灾兵乱、朝代更迭等国家大亊和帝王将相、公卿大臣的福祸休咎两大类。

据《晋书》记载，西晋时，有个叫戴洋的人精于占星望气之术，扬州刺史陈徽曾向戴洋求问吉凶，洋答道：“荧惑入南斗，八月暴水，有客军西南来”。至八月，果然出现了水灾，张昌部将石冰率军自荆州来犯扬州，击败陈徽，占领扬州诸郡。当石冰势力方炽之时，戴洋又对人说：“视其云气，四月当破”。次年（晋惠帝永兴元年，即公元304年)，石冰果遇害，张昌起义失败。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正月，有流星东南行。洋曰：“至秋应当寿阳。”及王敦反叛，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向戴洋求问其胜败，洋答道：“太白在东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者为主，应者为客。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客。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先起者败。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后，宜传檄所部，应诏伐之。”辰星即水星。《史记•天官书》“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戴洋正是按照司马迁的主客理论来解释太白金星的出现的。祖约竟然相信星家之言，起兵讨王敦。不久，王敦病死，祖约勒兵寿阳，应当初“至秋应当寿阳”之语。此时，戴洋又对祖约道，“江淮之间，当有军事。谯城虚旷，宜还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祖约不从，结杲豫土尽失。

戴洋见荧惑入南斗知有水灾和兵乱，见太白出东方，辰星不出而知王敦当败。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能观天文而知月内大雨琳漓。曹真引四十万大军宼蜀，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令张嶷、王平各引一千兵士去坚守陈仓古道，阻挡魏兵。二人道：“人报魏军四十万，诈称八十万，声势甚大，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溢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诸葛亮道：“吾欲多与，恐士卒辛苦耳。”张嶷、王平都是能征惯战之将，闻此语不由得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以二千对四十万，无疑以卵击石，是白白送命，故而皆不敢去。不料诸葛亮却没事一样，只管催二人去：“若有疏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仍不敢去，又哀告道：“丞相欲杀某二人，就此请杀，只不敢去。”诸葛亮见二人如此害怕，笑着说：“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见。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因此不用多军，决不受害。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时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劳，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二人听罢大喜，领命而去。曹真率大军至陈仓城，见无大军防守，令继续进兵。副都督司马懿谏道：“不可轻进。我夜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常胜则可，倘有疏虐星相学古籍，人马查苦，要退则难。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驻扎，以防阴雨。”果然，未及半月，天降大雨，淅淅漓漓了一个月，陈仓城外，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能睡，昼夜不安，马无草料，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曹真和司马懿只好撤军。诸葛亮观天文知有连绵大雨，以逸待劳，不战而胜。

星士、星家把玩的占星术，玄奥诡谲，神秘莫测。不幸的是，史家相信它，小说家相信它，那些些严肃的考据家也相信它。明郎瑛《七修类稿•天地类》“天狗星”条载：

元至正六年，司天台奏称：天狗星坠地，始于楚，终于吴，遍及齐、赵诸地，但不及于两广。当血食人间五千日也。时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群吠于野。占者曰*“此天拇坠地，有大军稷境”。又，父老传，太袓登极后，每日市曹杀人之处，夜有一大白犬食血。予意徐寿辉、韩山童、陈友谅、明玉珍、倪文俊辈，俱起湖湘，而南直、吴中尤盛焉。其后山、陕、滇、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祸，唯福建、南广，王师到即出降。以是占之，则占验人传之说，讵不信夫！

天狗星，古以皆以其为凶星。《史记•天官书》载：“夭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郎瑛以后来出现之事，附会元至正六年司天台之奏，以元末诸农民起义军俱起湖湘附会天狗星坠地“始于楚”，以“南直、吴中尤盛”附会“但不及于两广”。这样附会的结果，自然是对星士之语深信不疑。郎瑛不仅相信天狗星坠地将有兵乱之说，而且对其它星象变化引起的天人感应现象也颇为相信。同书“星验”条记载了三件事，一是“中台星常坼”，二是“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三是“彗星扫文昌”。星有三台，分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两两相邻，起于文昌星，列抵太微垣>古代常以星宿象征人事，故称三公为三台，《晋书•天文志》称：“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中台星常坼，是说中台星常常分离开，不能两相比邻。何以会出现这种星象变化呢？郎瑛引用别人的话说:“或以上下不交，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他不是从星象自身的变化去寻找，而是认为天人没能相应。他又引东汉张衡“中台主宗室”之说，认为中台星常坼，象征着宗室分裂，并举明武宗正德后安化宁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枭首二事证之。北斗七星中的第四星即天权星，星家以为是主时令之星，天权星常不明，以至地上四时失序，桃李冬华，雨阳不能以时。郎瑛还据张衡天权星“不明或变，朝廷废正乐”，怀疑“今之乐果古之元声乎？”言外之意是，今之乐既非古之充声，当非正乐，而正乐废，上则有天权星不明应之。郎瑛征引古今，为中台星、天权星的变化寻找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彗星为凶星，“彗星扫文昌”，意味着文昌星对应的人事将有噩运。文昌星是斗魁上六星的总称，《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星家以为文昌星是主文运的星宿，彗星扫文昌，则文运衰微。郎瑛接受了这种迷信观念，认为宦官刘瑾设内行厂，内阁被逐，九卿被祸，正是文运之厄，郎瑛由星象变化推及人事，由人事反证星象变化，正是为了证明“星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