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5日10:23:25
2014年12月16日08:15:22
原文：黑体字。札记：粉红字。
钱穆（1895.7.30-1990.8.30），男，江苏无锡人，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学术界疑古派思潮风行。后来的考古事实证明，疑古派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如今学术界已经逐渐恢复到“二重证据法”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钱穆曾提出“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
总之，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陈勇：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因此，民国诸多疑古派对《周易》的研究成果当变成“荒谬的妄语”时，钱穆先生的《周易》研究就显得尤其珍贵。
余英时（1930-）求学时师从钱穆，他后来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2006年11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18日，获得汉学最高殊荣第一届唐奖汉学奖。事实再次证明，钱穆晚年成熟的治学理路在当时最为醇正（钱穆早年仍然有疑古派思想）。
钱穆《易经研究》说明：
此稿在民国十七年夏应苏州青年会学术演讲会之请，分讲两次，凡四小时。经茅、童两生笔记，稍加删润，刊载于《苏州中学校刊》之十七、十八期。
此文来源于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他曾草易学三书，一《易原始》，专论易卦起源，及其象数；二《易本事》，就《周易》上下经六十四卦，论其原本之事，而主要在阐明《易》起商周之际之一传说；三《易传辨》，专辨《十传》非孔子作。一二两篇先成，第三篇因事搁置。后一二篇在抗战时被白蚁所蚀，无法补写。本文《易经研究》，只是其一鳞片爪。钱穆终未再重写。
钱穆《易经研究》正文：
《易经》是中国一部最古最神秘的书，也是一部最易引人研究的兴味而最不易得到研究的结果的书。清初胡渭（朏明）著有一部《易图明辨》研究周易武，算是研究易经一部很好的书。前人说看了胡渭的《易图明辨》，宋以来讲易的书统可不看了，因为他们都讲错了，都不可靠。但是清儒从宋儒的道士易一反而为汉儒的方士易，依然是二五之于一十，至多是五十步之于百步，仍是不可靠，仍都是讲错了。最近有人把西洋哲学来讲易经，将来此风或者要日渐加盛，我想题他一个名目叫做博士易，表示他也只与方士易、道士易同样的讲错，同样的不可靠罢了。他们将易的错误与不可靠，无非是他们研究方法的失败。我今天来讲易经研究，只是讲一个研究易经的新方法，比较可靠少错误的方法，却不敢说自己已经对于易经研究有什么无误而可靠的成绩。
李守力按：
易学有两大流派，一是汉代的象数易学（钱穆谓之方士易，这是源于汉易杂糅阴阳），一是宋代的图书义理易学（钱穆谓之道士易，这是源于图书来自道士）。钱穆认为易学史上的这两大学派都讲错了，都不可靠。
钱穆所说的“最近有人把西洋哲学来讲易经”，这是民国易学的一大特色。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很多学者开始用西方哲学研究《周易》，钱穆认为“仍是不可靠，仍都是讲错了”。
下文就是钱穆提出研究《周易》的新方法。
前人说《易》经四圣，时历三古。伏羲划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伏羲为上古之圣人，文王周公为中古这圣人，孔子为近古之圣人。一部易经是如此完成的。此说是真是假，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却从此可以知道，《易经》决不是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我们并可以说《易经》里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
换一个方面讲，前人研究《易经》，不外分象数辞理四者。我在第一期里研究易卦象数，第二期里研究上下篇的系辞，第三期里研究十传的哲理，似乎尽足以涵纳一部《易经》的内容了。
李守力按：
钱穆提出的研究《易经》用三期法：第一期是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第二期是卦爻辞，即文王、周公的《周易》古经；第三期是孔子的《易传》（十翼）。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钱穆的发明。汉代刘歆已经提出，宋代朱熹也重新提出。
刘歆《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朱熹在其《周易本义·图说》中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钱穆的所谓“新方法”不是原创，汉人、宋人已有。汉易、宋易皆有很高价值，不应全盘否定。
三期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就是还原古义法。只有还原经典本义，才能传承圣贤之道。
以下钱穆用三期法研究《易经》，很有创见。
先讲第一期——易卦，从象的方面讲。易卦八八六十四个，起原只是八个。八卦的取象，只有两爻。
此当为八卦成象之第二步。从此
—增而为天。
--增而为地。
天地两卦为什么要三画呢？这是牵强的，无可说了。不过是把来和上举六卦归成一律而已。
以上便是八卦的来历。
我们可以知道，八卦只是一种文字，只是游牧时代的一种文字。把文字学上的六书来讲，他应归入指事一类。后来重卦发生，这便是六书里面的会意字了。例如：
本为雷在地下之象。后来沿用既久，一看便认它为雷，因此雷在地下，别又造了一个象。
本为山在地上之象。后来沿用既久，一看便认它为山，因此山在地上，别又造了一个象。
从文字学的例来讲，采本从手，继而加手而为採。莫已有日，后更增日而成暮。都是一理。
因此，一个家庭也可包括在卦象里面去。照此推衍，卦象的含义，愈推愈广。若把六十四个卦重叠起来说，尤其包含得多了。但是卦象尽是推衍，应用到底有窒碍。八卦只好算是古文字之僵化。后世实际应用的，还是另一种更巧妙更灵活的文字。
李守力按：
以上钱穆对八卦类象的分析极有价值。我们知道，文字起源于刻画符号，而八卦正是刻画符号中的最精华的部分，所以即使符号演变为文字，八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现在。八卦也具有文字的“指事”、“会意”的特征。
但是钱穆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把阳爻认定为“天神下格”，把阴爻认定为“地气上通”，殊为迂曲。《庄子》曰：“《易》以道阴阳”。民国诸儒几乎一直认为《周易》古经和《诗经》都没有阴阳思维，即西周时期没有阴阳思维。这是疑古派的思潮。他们以为古人很愚蠢，怎么会有二元论哲学呢？这种疑古思潮是极其幼稚而荒谬的。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都证明，三代时期（甚至更早）天文学观测已经很发达，早已有了赤道、黄道、二十八星宿、回归年、四时、八节、十天干、十二地支、十月太阳历、十二月太阴历、二十节气等天文历法概念，这说明当时不仅早已具有了阴阳思维，更高层次的四象、八卦、六十甲子、六十四卦的思维早已成熟了。
以上粗粗讲了一个卦象的大略，下面讲卦的数。
从数的方面讲：象奇数一，象偶数二。这本是象数一原的。就是《十翼》里天数一、地数二的话。后来一转而为象奇数三（一与二之和），象偶数二。这便复杂了，进步了，这就是《十翼》里“叁天两地而倚数”的话。也就是老子庄子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天上日月星三光的崇拜，应该也和卦数有些关系。二加三为五，五行说的起源，或者也和卦数有关。
从此八卦又成了记数的符号。
3＋3＋3＝9（老阳）
2＋2＋2＝6（老阴）
3＋2＋2＝7（少阳）
2＋3＋3＝8（少阴）
九六为老，七八为少，便是如此的来源。八卦的总数，乾坤两卦合十五，其它六卦合四十五，总数却成了六十，这与甲子历数显有关系。古人常易历连称，八卦在天文历数上的应用，这又是值得推考研究的。后来天地合数之五的十倍五十，便成为大衍之数，前人说是函有勾三股四弦五的三面积：3平方＋4平方＋5平方＝50，这竟是一种很高深的数学游戏。他的占法，要四营成易，十有八变成卦。最先筮卦，只以二三起数，至九六七八为止，只是一种初步的计数游戏，决不能像大衍数那样的繁复。
李守力按：
钱穆对四象之数的解析很有见地。
钱穆是根据《易传》（十翼）《说卦传》里的“叁天两地而倚数”这句话推导出四象之数的。他的结论很正确。但是他用的方法却是以《传》解《经》、以《传》释古。如“叁天两地而倚数”，二加三为五，五行说是也。大衍之数50来源于五行。八卦总数60与60甲子显有关系。
以上粗粗讲了易卦的数。照易卦的象与数讲来，本来是很简单很粗浅的研究周易武，但是何以后来把它看得很神秘的呢？
从占的方面讲：
我们设想上古有一队牧人，远出游牧，路经山野，其地干旱，遍觅水泉，得之山上，那队牧人临走的时候，想到后队接踵便至，便在山下显处划个记号??，这便是说山上有水了。后队到此，知道山上有水，便可径自攀登。又如见??便知水在山下，无须上山寻觅。这本如后世文字的使用，无足为奇。但初民愚昧，他以为卦中有神，告他方便，他此后，一遇疑惑，便难免要乞灵卦神了，这便是占卦的起始。其实我们现社会的拆字，何尝不与古人的占卦同一见识。我们的敬惜字纸，便是把八卦来压邪的行径。
从辞的方面讲：
有了占，便渐有辞。辞的起源，是从占卜者口里记下来的话。今设想有人因为娶妻去占卦，得??，这卦的本义是山上有泽，这与嫁娶吉凶有何关系呢？但自有聪明人为他推详，说?是少女，?是少男，正都是应该婚嫁的当儿。而且女悦而男止（泽是行猎故说悦，山是静止的），男的能止于礼，不侵犯女的，女的能悦从男的，那还不好么？而且是男下于女，尤合于婚姻上男先求女之礼，这正是一个男女相感，很通利的卦，用来娶女自然是吉的。听的人心里欢喜，把他的话简单记下，便成了下式：??咸（感），亨，利，贞取女，吉。
今再设想娶妻占卦得??，这卦象是天下有风，又与嫁娶吉凶何关呢？但聪明人说，照卦象看来，这女子是个长女，很活动很难管束的。你看风行天下，随遇而合。这卦象明明是一个女子却有五个男子，水性杨花，随便的遇合，哪好和她结为佳偶呢？听的人信了，把他的话约略记下，便成下式：??姤，女壮，勿用取女。
这便是卦辞的原始来历了。
李守力按：
以上是钱穆解释卦辞的原始来历。由于钱穆对八卦的认识只限于是上古的文字符号，所以他认为卦辞不过是基于符号的进一步象征意义。这种思路还是对的。
我们试再把《十翼》里的话来看，他说：
山中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那就板着面孔说正经大方话，和上面卦辞里说的性质大异了。这因为《周易》上下传里还保留着不少古初卜辞遗下的痕迹，《十翼》却完全是后人的造作。研究《易经》，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的方法去加以研究，其道理也就在这些处。
李守力按：
此处就是钱穆先生受疑古派影响，对《易传》的《大象传》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出现的很早，在学术界，从汉代的司马迁到唐代的孔颖达，都一致认为《十翼》是孔子作的，是圣人之言。
可是到了宋代的欧阳修作《易童子问》认为《易传》非孔子作。到清代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做了详细论证。民国学者几乎一直认为《易传》非孔子作。钱穆也是如此。由于1973帛书《易》的出土，当代学者大都恢复了宋代之前的孔子作《易传》的古来定论。也有少数学者如陈鼓应先生的观点最为激进，认为孔子不仅没有作过《易传》，而且《易传》是出于道家。
钱穆所举“山中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这是《大象传》的内容。实际上《大象传》是《十翼》中最古朴的说理。《大象传》的大象，就是指八卦的基本卦象。“山中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卦上艮山下兑泽，泽一般位于洼地，低于地面，而山位于地上最高。山在地下是谦卦，今咸卦是山在泽下，也是谦虚之象，即《荀子·大略》云：“咸，感也，以高下下”之义。姤卦上乾为君为后，下巽为命，故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夏代君主称“后”。后稷、后羿等的“后”，都是君主的意思。可见《大象传》起源很早，据我考证它是《连山易》的遗存。（详见拙作《周易密钥》：论《大象传》与《连山易》的渊源）
另外，在《文子》一书中，老子已经引用、化引《大象传》，详见：《周易诠释》：发现老子读《周易·易象》的文稿——《文子·上德》。
现在再举一例来讲，卦辞里的贞字是常见的。据《说文》，贞，问也。易辞里的贞字，都应该作贞问解。《十翼》里忽然造出元亨利贞的四德来，这是最无根据的，从原始意义讲来，是最不通，最难信从的。贞字有指人而言的，如
利君子贞。
不利君子贞。
贞大人吉。
贞丈人吉。
利武人之贞。
幽人贞吉。（幽人是囚繋的犯人）
利幽人之贞。
贞妇人吉，夫子凶。
利女贞。
妇贞厉。
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字训妊娠。女子贞得此卦，主不生育，要隔了十年才得生育）。
这都是很明了的说，哪一等人占到这卦便吉，哪一等人占到便凶。贞字又有指事而言的，如：
师贞，丈人吉。这是指行军的贞卜而言。
旅贞吉。这指出行的贞卜而言。
利居贞。这指居住的贞卜而言。
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征凶，居贞吉。
利艰贞。处艰危，占到此卦的有利。
艰贞吉。
贞疾，恒不死。病人贞得此卦，便难保了。
小贞吉，大贞凶。大贞如不立君卜大卦等，见《周官》。
在近代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也有师贞行贞等名语，正与易辞里师贞行贞等一例。此外还有指吉凶而言的，如利贞、不利贞、贞凶、贞厉、贞吝、贞无咎等皆是。要之凡《周易》上下二篇里的贞字，照“问”解无一不通。照《文言》里贞固之德解，便无一可通。《易经》应该分析的研究，岂不于此益信吗？
李守力按：
此处仍然是钱穆先生受疑古派影响，对《易传》的“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是整个疑古派的共同错误。是对孔子《易传》的否定。
有关“贞”的论述，详见拙作《周易密钥·论“元亨利贞”近人之歧见》。《易经》111个“贞”，皆应训为“正”，即“守正、固守”之义也。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近代、当代的古文字学者，从屈万里，到裘锡圭、李学勤诸多大家，通过严格考证，认为“贞”当训为“正”。证明传统的《易传》的解读才是正确的。以今非古，以今人之意识辨析古人之思维，犹如婴儿测度父母，往往得出幼稚荒谬的结论。
廖名春教授说：
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在政治上、在史观上勿庸置疑是正确的；但在学术层面上，它的具体结论则往往是错误的，经不起时间和出土材料的检验。学术的错误却得到了非学术的肯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疑古学派作政治上的肯定是不是得当？对构成古史辨运动政治背景的新文化运动作基本肯定是否正确？（廖名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述评》，《原道》第五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以上粗粗讲到卦辞，便已侵入《易经》的第二期，现在我们接着讲第二期《周易》。
最初的易辞，只在《周易》上下篇里存了一些痕迹。至于《周易》上下篇，是特别用它的用意的。《十翼》里面说，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易言殷周之际，这却真是不错的。原来《周易》之作，在明周家之得天下盖由天命。后来《左传》里保存着的田氏魏氏等篡窃齐晋的预言，很灵验的占卦，都是和《周易》同样用意。不过《周易》里面的话，没有《左传》里那样显露，格外难推详些罢了。现在举两例为证。《周易》里说：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彖辞）
利西南，不利东北。（蹇卦彖辞）
利西南。（解卦彖辞）
这三条里的西南东北，从来解《易》的人，都从易卦的方位上去解释。但是我却怀疑，何以易辞里只留下利西南不利东北的卦，更没有利东北不利西南的。而且八卦代表方面，应该各方皆全，何以易辞里只有记到西南东北两方，而没有西北东南。原来西南是指的周，东北是指的殷，易是《周易》，自然只利西南，不利东北了。这也不是我的创解，屯卦的彖辞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郑康成就说，我者，文王自谓也，既济的九五爻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郊之祭，实受其福。郑康成也说，东邻，谓纣国中。西邻，文王国中。可见汉儒也尚如此说，不过没有悟到西南东北也是一例罢了。
李守力按：
钱穆所说不能算错，只是狭义。
《周易》西南、东北之义，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释之，故谓西南属地而平易，东北属山而险阻。此乃广义。因为后天八卦贯穿夏商周三《易》，故干宝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
又：
帛书《衷》篇曰：“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彀。”
《淮南子·诠言训》：“阳气起于东北，尽于西南；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阴阳之始，皆调适相似，日长其类，以侵相远，或热焦沙，或寒凝水，故圣人谨慎其所积。”
荀爽注《文言·坤》之“天玄而地黄”曰：“天者阳，始于东北，故色玄也。地者阴，始于西南，故色黄也。”
以上所说按先天八卦，震为阳气之始，起于东北；巽为阴气之始，始于西南。
阳居东北，阴居西南，阳先阴后，阳进阴退。故处于阴地之时，当居退后平易之位，此谓之“利西南”；处于阳地之时，可前往行进险阻之方。
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道主成，成在后，故先乾而动则迷，而失其道，从乾而动则顺，而得其常。西南为后，于坤为得地，故往西南，则与类行；东北为先，于坤为不得地，故往东北则必丧朋。
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因为蹇，为行难。故适宜居退后平易之位，此谓之“利西南”，不适宜前往行进险阻之方，故谓之“不利东北”。
解卦卦辞“利西南”，却没有说“不利东北”，因为解卦意为困境刚刚解决，仍然需要居退后平易之位，犹如大病初愈，不可妄动。解卦的卦辞全文是：“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就是指不可到处乱跑，还是以来复内守为好。最后又说“有攸往，夙吉”，这是值困境解除了一段时间后，如果非要前往行进有把握之地，可速去速回。
《彖传》说：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
这是说蹇卦的“利西南”与解卦的“利西南”的范围程度有所不同。“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是指蹇卦归宿是上卦坎险，九五得中。“解，利西南，往得众也”，是指解卦归宿是上卦震卦，震为动，所以解除困境，而震的卦体是坤，坤为众。
再举一例，师卦的六五爻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舆尸两字，从来也没有确解。据《尔雅》，尸，主也。《史记》上说，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也。长子帅师，便是《史记》说的自称太子发，不敢自专的话。舆尸，便是《史记》说的载文王木主的话。可见师卦明明是记载着周武王伐纣的事迹。这还有两条旁证：
（一）《楚辞·天问》，武发杀殷何所挹，载尸集战何所急。
（二）《淮南子》，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不为三年之丧。
都是用的尸字。我们参考着《楚辞》《淮南子》，便可明白易辞里舆尸两字的真意义。但是何以说贞凶呢？在王充《论衡》的《卜筮》篇里说过：
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大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矣。
可见武王当时本占到凶卦的传说。现在师卦的六五爻又说：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这明明是说周家得天下是有天命的，以后小人却不得妄觊非分，借着周家这件故事来自取其祸。勿用的用字，也是卜辞里惯有的字，如利用行师，利用祭祀，勿用有攸往之类。小人勿用，只谈小人不能用此卦。后来解《易》的人说，开国承家须用君子，勿用小人，真所谓郢书燕说了。
以上粗举两条，证明现在一部《周易》上下篇，其中卦辞颇有特别用意，不同泛说。至于其它例证，恕不详及。
李守力按：
《史记》说“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这是按礼制，长子（太子）主祭，中军为统帅，故将木主（文王牌位）安置在中军的车上。而师卦系辞既称“弟子舆尸”，则绝非文王木主（牌位）也。《左传·宣十二年》师卦筮例中明言以晋军统帅“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又言荀林父为元师（长子、丈人），先縠为偏师（弟子）。晋楚邲之战，因先縠不服从军令，致使晋军大败，死伤无数。此正是“长子帅师，弟子舆尸”之象。
尸，出土楚简《周易》作“[歹+尸/示]”，应该是“屍”字异体。尸、屍古虽通用，但祭祀之尸（尸，主也）不可借用屍字。
扬雄《太玄》众首，准《周易》师卦。《序卦传》“师者，众也。”
众初一赞辞“尸将班于田”，司马光注：言死者之多也。
次八：“兵衰衰，见其病，不见舆尸。”
测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士气衰落，知道疲惫，故不再血刃用兵。此以“血刃”训读“舆尸”也。故扬雄《法言·渊骞》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舆尸血刃，皆所不为也。”
故当从楚简《周易》、扬、虞、宋、王、司马之训，尸为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