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一度兴起了“国学热”，但是对于“国学”究竟指什么，很多人却是一知半解，这篇文章就来详细讲述中国的“国学”史。
“国学”一词可谓源远流长大学国学考试讲周易吗，最早的文献可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小师》，其文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处“国学”指一个教学机构，老师由“乐师”担任，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乐”，同时教习“舞”，因为该文随后解释道：“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可见“乐”和“舞”是“国学”最初的主要学习内容。
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卷十六》也说：“《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学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痒（xiáng），遂有序，国有学。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左学、右学，周人之东胶、虞庠。”
郑玄注《周礼》古本
“成均之法”是什么意思呢？根据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所以《水经注》的说法跟《周礼》相近，“国学”是教习音乐的教学机构。
而郦道元的这段话同时说明了上古时代的学校级别排序，“国有学”即“国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
如果有人觉得《周礼》太过久远而不足采信，我们再看别的典籍。
在《汉书·食货志》有一段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
班固汉书石雕
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教学内容，“国学”显然是指最高的教学层级，大概需要经历“小学”、“大学”、“庠序”的层层选拔，才有机会入学。
在《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中再次出现“国学”一词，其文云：“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者，礼义之官，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官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从其文意看，这时的“国学”教学内容指儒学。
《后汉书》及其作者范晔（南朝宋）
其后在《晋书》、南北朝诸史书、《隋书》、《贞观政要》、《旧唐书》乃至后来的《元史》、《明史》等等史书典籍，大抵差不多。
这里举一些例子，展示“国学”的几度废兴。
《晋书·列传·第四十九章》记载：“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说明很长一段时间晋代“国学”有所荒废，东晋第九任皇帝晋孝武帝（372年—396年在位）着手“兴复国学”。这在《宋书·列传·卷五十五》也有写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兗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宋书·本纪·卷三》再次提到：“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 ”可见刘宋王朝对教育的重视。
又见《南齐书·志·卷九》记载：“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可见南齐之际，“国学”规模可观，“乐”仍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教学内容。
而根据《南齐书·列传·卷七十九》“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此处则明确记载了“国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这在《南齐书·列传·卷四十八》也有述及，即“国学置律学助教，依《五经》例， 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上过高第，即便擢用，使处法职，以劝士流。”说明“国学”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场所。
又根据《梁书·本纪·卷三》的“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和《陈书·列传·卷十八》的“十五， 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都说明儒家经典是“国学”的主要教学内容。
南北朝时期，除了南朝非常重视“国学”，北朝非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也非常重视。
《北史·本记·卷四》记载道：“十一月戊午，诏有司依汉、魏 旧章，营缮国学。”这间接说明了曹魏政权也重视“国学”。
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史书《魏书·帝纪·卷九》记载道：“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建国纬民，立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 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乃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 牲，择吉备礼。’”
时间来到隋代，皇帝也特别重视“国学”，《隋书·帝纪·卷二》记载道：“十一月辛卯，幸国学，颁赐各有差。”这里说的是隋文帝。
隋文帝
强盛的唐朝自然更甚一筹，在《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三》写道：“十四年大学国学考试讲周易吗，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这里讲述了唐太宗跟孔子第31世孙孔颖达的一段小故事。
唐太宗
《旧唐书·列传·卷五十二》则记载了一段唐玄宗时期的“国学”往事，其文云“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老经》、《礼记》，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可见皇太子想坐稳太子之位，在“国学”的表现也很重要。
有一段记载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新唐书·列传·卷九十三》，其文云：“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也就是说在唐高祖武德初年，唐王朝就诏令“国学”需要祭祀周公、孔子了。
最后再引述一段记载了“国学”所习内容的记载，那就是《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一》的“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 《书》。又请儒者典书疏。”这是讲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松赞干布派吐蕃的“豪子弟”来“国学”留学的事迹。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
类似的记载在宋、辽、元、明的史书皆有，值得一提的是白鹿洞书院，其实其原名叫庐山国学。原来在南唐开元四年（940年）， 李善道、朱弼等人在白鹿书院置田聚徒讲学，称“庐山国学”，亦称白鹿国库，白鹿国学，匡山国子监，在当时与金陵国子监齐名，白鹿国学可以称得上南唐的“清华”或“北大”。
最后举《明史·志·卷四十五》为例，其文曰：“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表明，一直到明代，“国学”依然是国家最高学府的称谓。
综上所述，“国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国家最高学府的身份存在，因为是儒家思想主导，所以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也祭拜儒家圣贤。
而国学从国家最高学府演变成一门学问，不得不说跟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大家都知道，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并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归罪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等激进口号。
原本也属于新文化阵营的胡适后来思想有了改变，他可能觉得这样激进的做法有点过犹不及了，儒家被彻底打倒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还剩下什么呢？岂不是无根无魂之国？
所谓物极必反，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先是于1919年7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看法，大家注意这里的“主义”是个西方舶来词，说明胡适已经有将学术关切点回归中国的征兆。
果不其然，同年12月胡适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整理国故”的主张正式出炉。
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并提出具体方法：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研究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势必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其实主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
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
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胡适谈国学》
既然谈到“整理国故”，那么何为“国故”是必须阐释清楚的，这首先涉及到何为“国粹”。
“保存国粹”的主张早在1900年庚子国变时便已成为晚清朝野在文化上的口号，比如组织国学保存会，大概是由于空前激烈的新文化运动，引起当时尚且为数众多、阵容强大的老学究们更加痛心，“保存国粹”的主张有愈演愈烈之势。
针对这一主张，胡适做了详细的回复，他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如果说这时的胡适还倍感愤慨，那么几年之后他的文章则变得理性得多，他写道：“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国粹之一的京剧
由此，胡适算是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为“国粹”，具有新义的“国学”一词也应运而生。当然胡适这里更偏向于广义的“国学”。
其实章太炎早在1906年9月就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行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2册、《经济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
1934年，他又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氏所谓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
由此可见，章氏对国学范围的界定偏向狭义。
章太炎
实际上，自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风大兴后，为了区别“西学”与“中学”，便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
就现在来说，“国学”作为一门学问，一如胡适所说更偏向广义，也就是说除了儒学之外，先秦诸子百家、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戏剧、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随着西方的衰落，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都有所发扬，“国学热”相信还将持续下去，毕竟这是我们的根。根越结实牢固，中国才越可能、也必然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