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知道儒家奉行的是什么经典：

诗经：由采风制度而来，教化风俗，明正人心。

尚书：上古先王言行录，阐述华夏上古先哲的治国精髓要义。

礼记：由礼仪、祭祀制度而来，促成各守本分、有敬有序的社会氛围。

乐经：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融通。

易经：由占卜制度而来，预测国运，进而探索天地运行之理。

春秋：由史料记载制度而来，华夏民族是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孔子之后，又增加了明辨是非大义，监督当权者的功能。

然而，六经本是三代王官之学，并非儒家所创，更非儒家专有，诸子百家皆能从六经中吸取养料为什么 诸子百家，只不过是在东周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所创的儒家是最注重六经的传承的，同时孔子的有教无类也将三代王官之学推广到了民间，让其在民间遍地开花，最终发展成了诸子之学，避免了华夏上古王宫之学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断档。

后来经历秦火，六经险些遭遇失传噩运，是民间儒者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了六经，除了乐经（或有一部分在礼记中的乐记中），五经都幸运的保存下来。

汉武帝表彰六经，实际上是传承上古三代的王官之学来指导新王朝的政治构建，而传承六经最努力、功劳最大、对六经核心精神最为坚守皆为儒家。

因此，并非儒家思想被奉为经典，而是儒家所努力传承的六经被奉为经典（其实本来就是经典，恢复应有地位罢了），这实际上是对东周以来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坍塌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是华夏民族历史的必然。并非汉武帝选择了儒家，而是儒家传承了历史，历史选择了儒家！

至于先秦其他各家，实际上属于诸子之学，其中孔孟思想和六经本就一脉相承，后来宋代随着孔孟地位的不断提高，论语和孟子也和五经并列成了经典。至于其他诸子，都或多或少的叛经离道了，都只能在特定时间、场合发挥作用，不适合用来构建整个社会框架体系。

道家，儒家的反对派，由荆楚文化发展而来，宣扬无政府、绝对自由，自然不适合用来安邦治国了，最后发展成宗教。

墨家，源于儒家的极左派，后脱离儒家，由中原小生产者思想发展而来，由于违背人性规律，不适合治国，但又有其可贵之处为什么 诸子百家，最后以侠文化、民间帮会社团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

法家，源于儒家的极右派，后脱离儒家，由三晋文化发展而来，推行军国化和纯功利化，实为剑走偏锋，饮鸩止渴。有人望文生义把法家和现代法制等同起来，大谬！法家的法并不是现代法制的法，倒更像是法西斯的法！（孔子的学生子夏思想中就有法家端倪，孔子曾告诫他不要做小人儒，可见子夏本人就已有走向异端的倾向，子夏的传人中很多也真的走上了法家道路，故法家和墨家一样，实际上也源于儒家。后来的公羊派和子夏思想联系紧密，但公羊派强调微言大义，已经纠正了子夏舍本逐末，过于论迹之偏。董仲舒就是公羊派，故他的思想强调大一统，鼓吹君主权力神圣，似有法家痕迹，但核心实为儒家）

还有一个特殊的派别，就是黄老之学，稷下学宫倾向于黄老，但毁于秦，没有传承下来，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杂糅了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学问，这样杂糅的学问优点是能够集合各家之长，但也造成难以系统化，缺乏核心理念，故被传承了上古王官之学，更为成熟、系统化的儒家取代，也是必然。

最后再来看看诸子百家秦代之后各自的状况吧：道家隐于山林，墨家散于市井，法家藏于皇家深阁，而儒家则上居于朝堂安邦治国，中传于士大夫教化育人，下流布于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儒学为根基的社会构架。有人总是说外儒内法，这句话很有歧义，似乎是在强调儒家只是表面的东西，内核是法家，这很容易误导人，法家本为剑走偏锋，是礼崩乐坏、以邻为壑时代的特殊产物，怎么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内核呢？应该叫做阳儒阴法，或明儒暗法才对，况且明儒暗法也并非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搞明儒暗法的时代，社会治理也往往是人人自危、乱象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