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因按照经史子集四部顺序编纂，故名“四库”。《四库全书》涵括了先秦至清中叶各时期重要典籍，并使之系统化，是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最大规模的汇结，保存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及思想史之集大成者，具有珍贵的价值与世界性地位。现存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四库全书》，亟须得到进一步重视和保护。
一、《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一）规模之最
康乾时期，典籍编纂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文化工程，尤以乾隆时期为最。《四库全书》之征集、编纂、收录规模皆为历史所罕有。《清史稿·艺文志》载《四库全书》编纂情况：“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馀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45《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19页。
1.征书规模。四库修书，搜罗之广，为历代所未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谕：“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乾隆帝举全国之力征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完备的征书途径，运行秩然的征书机制，保证了书籍的有序征收与进呈；所收书籍种类包括内廷藏书（内府本）、清早中期奉皇帝之命编撰的书籍（敕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书籍、《永乐大典》辑佚出的书籍（《永乐大典》本），等等。
2.修书规模。《四库全书》的编纂，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文人学者三百余人，参与助校与誊录的普通士子数量则达三千多人。当时的学界名流大多参与其事或受其影响，书虽成众手，但体例统一完备。编纂历时时间长，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诏征求遗书，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部《四库全书》全部抄写完毕，历时十余载才最终告成。其后的一些增补修订工作，直到嘉庆九年（1804）才全部结束，是倾全国之力铸就的文化工程。
3.收书规模。《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了当时中国存世的主要典籍，共收录3503 种古文献，79337 卷，36277 册，6144 函，103 架，页（以上数字为陈垣统计）③陈垣：《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总数约9 亿9 千7 百万字（民国学者杨家骆所统计字数）④杨家骆编：《四库全百科大辞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二）辑佚保存古籍之细
1.辑佚古籍
《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几百种已失传的书籍，如《东观汉记》、薛居正《旧五代史》、王益之《西汉年纪》、王桢《农书》《九章算术》、秦九韶《数学九章》等。若无编纂《四库全书》时的辑佚保存，这些珍贵文献很有可能随着日后《永乐大典》继续散佚而不复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某些辑佚而成的书籍具有独一无二的版本价值，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元代姚燧三十六卷《牧庵集》，多出自较苏天爵《元文类》版本更为原始的稿本。
2.保存珍本、秘籍、孤本
（1）《四库全书》收录了不少宋元本、抄本、名家手稿本等珍本秘籍。如《四库全书》著录有宋代孔传《东家杂记》宋刊本、林至《易裨传》的元至正间陈泰刊本、龙衮《江南野史》抄本，以及清代冯甦《滇考》的抄本、俞汝言《春秋四传纠正》的俞汝言手抄本。
（2）《四库全书》著录了一些本以为失传或不全、但赖四库修书查知或补齐的书籍，如宋代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原以为散佚，四库修书征集到澹生堂写本入著《四库全书》。汉代赵煜《吴越春秋》所采用的纪昀家藏元大德十年丙午刊本，补了其《汉魏丛书》本佚注者徐天祜姓名的不足。晋代常璩《华阳国志》也赖四库馆臣以影宋本补足，并入著《四库全书》。宋代李明复《春秋集义》，旧本佚《纲领》三卷，四库馆臣补成完书并入著《四库全书》。明代马明衡《尚书疑义》，《四库全书》著录了天一阁抄本。不过，该书天一阁目录记载为四卷，而《四库全书》所收为六卷，第六卷承接第五卷，从《尚书》的《无逸》篇开始，到《尚书》的末篇《秦誓》，主要是介绍各篇旨意，加自己的议论。显然，《四库全书》所收本补了天一阁所藏版本的缺失。
（3）著录了原未刊行、由于《四库全书》著录得以广泛流传的书籍。如清代沈名荪、朱昆田编《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原没有刊本，藉《四库全书》入著，得以流传。
（4）著录了仅《四库全书》所收、外间无传本的书籍。如明代康万民《璇玑图诗读法》一书，除收入《四库全书》，未见它处著录。赵万里《四库全书孤本丛刊拟目》（一册，北平图书馆油印本），收录的即是仅《四库全书》所收之本。《四库全书》所录孤本，经部有宋代耿南仲撰《周易新讲义》十卷、魏了翁撰《春秋左传要义》三十卷《卷首》一卷，子部有清代庄亨阳撰《庄氏算学》八卷，史部有宋代钱时撰《两汉笔记》十二卷、吕午撰《左史谏草》一卷、明代俞汝楫等纂《礼部志稿》、佚名《太常续考》八卷，集部有元代张昱撰《可闲老人集》 四卷、明代钱仲益撰《锦树集》 八卷，等等。
此外，系于手抄以及删改等缘故，每阁《四库全书》的每本书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版本属性。而那些根据不同底本抄写而成的各阁同一部书，有的保存了同一书的某一古老版本，版本价值不言而喻，如文溯阁本《长安志图》既非源于明成化本，又非源于明嘉靖本。而据学者研究，今存各种《长安志》（包括《长安志图》）的版本都来源于明成化本和嘉靖本。
（三）装帧贮藏之讲究及对古代活字印刷的推进
《四库全书》抄录七部，分藏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以代表春、夏、秋、冬的绿、红、蓝、灰四色装帧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如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最下一层，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畔橱皆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一层尽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一层左子右集，子书面用玉色绢，集用藕合色绢，其书帙多者用楠木作函贮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木版一片夹之，束之，以带带上，有环结之使牢”①（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新城北录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3-104页。，藏书楼建制则仿天一阁样式。
尽管《四库全书》为抄本，但四库馆的设立及《四库全书》的编纂，却推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成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对外开放，为再编新书创造了条件，新的丛书频频出现，促进了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反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刻制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则发展了自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元代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以来的活字印刷术，推动了清代出版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里程碑著作，被翻译成德、英、日等国文字，广为流传，对世界出版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二、《四库全书》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一）古籍整理及校勘工作成为学林典范
《四库全书》对历代传世典籍进行了全面整理及总结，为当时及后世古籍整理工作提供诸多有益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几百种，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良好范例。校勘工作之精与细，亦为后世典范，戴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戴震入馆数月，即“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 于算学得《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种算经，皆久佚而存于是者”②（清）戴震：《戴震全书六·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第七札，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539页。，并道出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校正《九章》之始末，“而所谓九数，即《九章》，世罕有其书。近时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谢野臣、梅定九诸子，咸未之见。余访求二十余年不可得。疑《永乐大典》或尝录入，书在翰林院中。……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躬逢国家盛典，乃得尽心纂次，订其讹舛。审知刘徽所注，旧有图而今阙者补之。书既进，圣天子命即刊行，又御制诗篇冠之于首”，于此，戴震感慨道，“古书之隐显，盖有时焉，诚甚幸也”③（清）戴震：《戴震全书六》卷7《刊九章算术序》，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36页。，清政府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正是戴震所言之“时”。
目录学方面，因《四库全书》编纂而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的顶峰。《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全面总结和建构，兼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①（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折衷六艺，宣明大道”②（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清）章学诚：《章学诚遗书》，第95页。，以及读书治学津梁的功能，并影响了当时及后世许多目录书的编纂。直到今天，整理或编纂古籍时，四部分类法仍不过时。有学者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具有“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宏矣”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的效力。至今，《四库全书总目》仍为许多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或传统文化爱好者指示着读书治学门径。
（二）《四库全书》编纂的文化功能
康乾时期，清政府一直注重传世典籍编纂工作。《四库全书》的编纂，对先秦至清中叶文化、学术及思想作了重新梳理与系统总结，尤以《四库全书总目》，通过创造性的叙述、阐释及评价，体现了清政府努力建构其官方学术体系的努力。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由于帝王与主要官员的推崇及戴震等人的引领作用，考据之风盛行，“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先生（戴震）为考究颠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④（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戴先生震传》，《嘉定钱大昕全集》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674页。。而编纂中对大量典籍进行的辑佚，校勘、考订工作，也促进了清代考据学的发展。这些是乾嘉学术臻于鼎盛的重要因素。
四库修成后，翰林院副本与南三阁《四库全书》对世人开放，则开中国公共图书馆先河，使得士人群体可以充分利用《四库全书》资源，满足考订、校勘之需。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材，稽古右文之至意。”⑤《清高宗实录》卷1199 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丁丑，《清实录》第二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34-35页。嘉道年间，南三阁确为士子们提供了诸多便利，陈奂《毛诗传疏》、胡培翚《仪礼正义》、谢启昆《小学考》都曾借助文澜阁本而成书。钱熙祚刊刻《守山阁丛书》也曾传钞文澜阁中善本，其“读书喜校勘文字异同。每恨若云氏书决择未当，又板毁殆尽，计所以重订，乃益出藏书，聚同志商搉去取，讨论真赝，反复雠对，民间乏善本，则准之以文澜阁本，或注案语，或系札记”⑥（清）胡培翬：《研六室文钞》补遗《守山阁丛书序》，清光绪六年刻本，第8-9页。。
在这个学术潮流下，短短近百年间，朴学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来《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书籍的陆续出版，它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王国维称清代“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⑦王国维：《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19，乌程蒋氏密韻楼1923年印，第28页。，此一“精”字，足可概括《四库全书》及乾嘉学派影响下清中叶的学术风气。
三、《四库全书》的争议与不足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既有显著的历史成就，也有一定的缺陷和谬误，在学界也有一定的争议。这需要我们正视之。其不足之处主要来自于对书籍的删毁改篡、版本选择及编纂质量等三方面。
（一）关于书籍删毁或改篡
四库修书禁毁书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质量低下的书籍，一部分是不利于清政府统治、有违碍的书籍。禁毁质量低下的书籍或淫秽书籍，自然无可厚非。禁毁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违碍书籍，其中或包含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信息，应可说是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多数禁毁书籍都有档案详细记载，依类各自入册，产生了《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等禁毁书目，这些存世的禁毁书目，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状况，也是四库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关于版本问题
乾隆帝为鼓励臣民进献书籍，《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时，并没有重视书籍版本问题，各书籍的版本以献书者或采进方来代替。同时，《四库全书》编纂时曾增删补改了一些书籍。因此，《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版本的可靠性，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笔者认为，这种怀疑倒可不必，《四库全书》编纂时，明文规定所收录的书籍必须是善本、足本。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页。以帝王之命及国家之力征集书籍，料不至于征集质量较差的版本，且书籍经过层层拣选及完备的机制方能进入四库馆。四库馆臣及编修人员中不乏硕学大儒，且形成重考据的朴学之风道命录 四库全书，应能对版本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一些学者对四库本做过个案研究，如周相录在《我与＜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中指出《元氏长庆集》四库本，是古代诸版本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并认为在整理古代文献时，四库本不仅可作重要的参校本，有些文献甚至径可取作校勘的底本。当然，《四库全书》编纂规模庞大，有漏查现象也属必然，但这应是少数。
（三）质量问题
《四库全书》还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因《四库全书》编纂这项工程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工作人员的水平也不一致，加以中国官修书籍的痼疾，以及时风学风、学者好恶、管理疏漏、馆臣舞弊等因素，因此，《四库全书》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搜访遗书，虽然不遗余力，但仍有许多书籍并未搜寻到，因此，《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大部分传世典籍，但只是一定意义上的“全书”。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谬误、失当之处也不少。
编纂中因管理疏漏、馆臣舞弊带来的书籍漏载，是古代官方修书之通病。《四库全书》编纂自也难以例外。乾隆帝也意识到这一点，“办理《四库全书》一事，卷帙浩繁，人员冗杂，瞻顾私情，自所难免。然以国家办此大事，岂能彻底澄清，毫无瞻徇”②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六日上谕。。当然，在严格的修撰制度与规范下，这样的现象应是少数。
亦有学者提到，四库修书因重视经史之作，轻视术数、技艺、释道、野史等书，导致书籍漏载。笔者认为术数、技艺方面书籍，历代都未成为主流，所产本就不多。至于释道、野史等方面的著述，良莠不齐，确实难以大规模收录。《四库全书》编纂中，曾明确申明不会因“全书”之名，而遵循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页。的求全收书体例。“全书”之“全”在于精品之“全”，当然，若非质量问题，而因统治的需要销毁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确是《四库全书》编纂之不足。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在对历代典籍进行评论时，存在不尽允当的现象，甚至带有一些倾向性，此一现象也为一些学者诟病。于此，我们也要辩证看待，有学者曾言：“《四库提要》存在阙误，事有固然。万余种典籍作出千古定评，本属不可能之事；时间所限，时代所限，史实考订不周，议论判断失误，在所难免。” ④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叙例》，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也可视为一种“文本”，是当时的政治、思想及文化状况的体现，其“文本”背后的思想及文化内涵值得后人重视与探究。
四、保护《四库全书》的重要意义与必要性 （一）《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四库全书》是对先秦至清中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其中所承载的丰富内容，基本可以包括中国历代思想、文化与学术的主要方面，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传承路径。对《四库全书》现存诸版本及相关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保存与研究，有助于保护这一文化系统及其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并部分开放以来，即有学者对其展开考证、辨析与评论，清中晚期一度掀起了搜集古籍及编纂丛书的热潮。民国年间，学者及名流们曾数次倡议影印、续修，并加深研究，虽然影印、续修计划多以遗憾告终，但完成了部分选印工作，续修了提要，也留下了不少研究佳作，使《四库全书》不仅在国内，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四库全书》的世界性地位得以提升。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据台湾影印本影印之，季羡林主编了《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编了《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编有《四库禁毁丛书》等等。21 世纪初，再掀影印浪潮，如先后两次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等。而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从20 世纪80年代起就已成为一门专学——四库学，如今相关研究人员与日俱增，有关学会也已成立。这些都体现了《四库全书》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及社会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在世界范围内，《四库全书》被视作东方典籍文化的一种象征，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四库全书》编纂时，曾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①（法）亨利·柯蒂埃：《十八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唐玉清译，钱林森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这些版本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878年，迈耶斯（W.F.）发表了名为 《中华帝国文汇》（ of The of ）的文章，介绍了《四库全书》及其修纂事宜。中国学界1920年至1935年15年期间5 次掀起影印《四库全书》的浪潮，国际上的期待也是因素之一。《四库全书》因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曾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914年，袁世凯曾打算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以试图向国内外表达其正统地位。1922年，清室以经济紧张为名，妄图以120 万元价格把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卖给觊觎中国文化资产的日本人，但没有得逞。1920年，法国总理班乐卫受北京当局徐世昌邀请参与中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计划。法国巴黎大学创办中国学院，计划拨款180 万法郎建“四库图书馆”，希冀借抄，随着影印计划落空，建馆之举才作罢。1935年，民国政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
一定程度上，《四库全书》代表了18 世纪中国中心的东方知识世界，狄德罗等的《百科全书》代表了18 世纪法国中心的西方知识世界。二者的比较在学界虽有争议，但此说亦有合理之处。此外，晚于《四库全书》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都有专门条目介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被纳入了世界文化体系，获得国际学术界赋予的“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等美誉。
（二）《四库全书》现存各版本及相关文献资料亟需得到重视与保存
通过前述研究可知，尽管《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但其文献价值、历史与学术价值所展现出的巨大文化价值，值得后人珍视。尽管《四库全书》是重要的官方及历史文献，历来为政府与学者所重视，但因为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因素，《四库全书》的一些版本及相关文献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甚至毁坏的情况。《四库全书》编纂后抄录七份，分藏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北四阁及文汇、文宗、文澜南三阁，称七阁本。文宗、文汇、文源三阁本在清晚期的战火中均被毁；文澜阁在战火中被毁后，书籍多散佚，后地方士绅丁丙、丁申等人曾收杭州文澜阁残籍陆续抄补复原，后来又进行多次补抄整理工作，方成现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因此，现仅存文渊、文津、文溯及文澜四阁本。除各阁本外，《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已被确定的底本也应值得后人重视，“现存四库底本情况复杂，有些为七阁本底本，有些各阁本底本不一”，“进呈本中只有三千数百种被确定为底本……三千多种底本流传至今的寥若星辰，故每种保存下来的四库底本都极为珍贵。现存四库底本近三百种（《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影印多种），即使加上新近北大图书馆回购的日本大仓文库书中所藏四库底本，尚不及全部底本之十分之一”①张春国：《 ＜四库全书＞阁本所据底本考》道命录 四库全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年第5 期。。因此，对于现存《四库全书》各版本及相关资料，我们应该倍加重视，确保今后不再出现遗失情况。除此之外，体现《四库全书》编纂过程的各类档案、文献甚至实物资料的现存情况也值得后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并保存。
（三）《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
世界记忆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其目的在于“确保人类珍贵的档案资料以及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藏得到保护并传之久远”。②苏智良《“世界记忆遗产”分量有多重》，《解放日报》，2015年10月20日，第11 版。要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主要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文献遗产的真实性，特性和来源均是真实可信的；具有世界意义，也就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此外，还要注意稀有性、完整性和对社会的价值。③苏智良《“世界记忆遗产”分量有多重》，《解放日报》，2015年10月20日，第11 版。目前，中国已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等10个项目入选“世界记忆遗产”。
前述可知，《四库全书》及相关文献资料，具有真实性、独特性、世界性等特征，拥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的要求。积极推动《四库全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有助于促进“四库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增强国内及国际社会对《四库全书》的保护意识，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