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希 受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观点的影响，人们往往将清代的学术思想归结成政治高压下的畸形发展。如章太炎就在《訄书·清儒第十二》中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刘师培更一针见血地在《清儒得失论》中说：“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现代人更喜欢用龚自珍的诗说，清朝的思想界是“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们当然不否认，清朝的种种文化政策，如文字狱让清代知识分子噤声，不敢再以“天下为己任“，从而转向“饾饤考据之学”。然而，如此一笔带过四库全书编撰者，显然无法解释梁启超所称赞的清代思潮“皆以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同时，不搞清楚清代思想发展的脉络，我们也无法理解近代以后，在西学冲击之下，传统思想何以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被彻底摒弃，反而在民国时代与西学分庭抗礼，甚至出现了保守的“学衡派”和“整理国故”等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清代思想的重新发现，某种程度上也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有关。大部分美国学者，如史景迁等人，将中国近代的开端上溯到晚明时期。因此，他们在追溯中国近现代大变革时，必须要对思想谱系进行一番探寻。

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盖博坚（KentR.Guy）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下，开始了对乾隆时期的文化“盛事”《四库全书》的系统性研究。《皇帝的四库》一书最早源于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1981年完成，1987年正式出版。有学者曾评价：“遗憾的是，这本出版如此之早的著作似乎在国内也没有引起注意，因此，关于清代国家的文字狱罪名，至少乾隆帝的文字狱恶名没有得到重估。”（党为《新清史三十年》）

其实，关于《四库全书》的研究，民国时期史学家郭伯恭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已颇为完备，举凡源起、纂修过程、人员组织、编辑、校勘等等都已事无巨细做了梳理与研究。盖博坚此书英文版出版不久，大陆学者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与台湾学者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先后出版。

将四本书进行比对，对于《四库全书》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几部国内著作已经极其完备。然而，盖博坚此书却仍旧有它独特的价值，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将《四库全书》的编纂放置在清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尤其是乾隆皇帝本人与学者之间的互动。

盖博坚首先追溯了清朝为何要在1772年2月2日颁布编纂《四库全书》的诏谕。一般认为，这与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在“立德”（乾隆自认为道德品行很好，此外他还打击了官僚结成朋党）、“立功”（平定大小金川，征准噶尔）之外，进行“立言”（做御制诗和修《四库全书》）。盖博坚却认为，乾隆决定修《四库全书》的动机主要有三个：第一，自秦朝以来2000年的修书传统；第二，遵循康熙、雍正时期的赞助和出版先例，以此来消弭文人与官方的思想矛盾；第三，通过修书达成知识和权力的统一。

盖博坚注意到，在乾隆登基之后的第五年（1736年），他就恢复了雍正发起的图书采集活动，“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不过，这次图书采集的社会反响不大，乾隆不得不激发知识分子对官方赞助项目的兴趣，给予他们更多鼓励和保障。比如，参与朝廷图书出版工作的人，坊间有真才实能的人，都被授予翰林院职位等等。正是有了前期的这些措施，乾隆皇帝才敢在1772年决定编纂《四库全书》。

随后，盖博坚又从学者们对官方政策的回应进行探究。《四库全书》的编纂，并非乾隆皇帝的一厢情愿。18世纪以来，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城市的发展、商业财富日益增加以及物价缓慢增长等，学术活动开始出现勃兴，尤其是富商（比如扬州的盐商）对学术的资助（比如建藏书楼），形成了“扬州学派”及苏州、杭州、北京学术群体等。盖博坚注意到，“汉学”的出现并非源自清朝官方的打压，而是自明朝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方以智等）因不满朱熹等人对经典的解释，从而渴望通过文本本身的校勘、训诂去了解经典的真实意涵。商人和官方的资助，也让他们有钱财和时间去研读、搜集不同的经典版本。

接下来，盖博坚又论述了《四库全书》编纂机构的建立、人员的安排以及图书采集、审查和修改过程。很多人以为《四库全书》囊括了当时所有官方认可的书籍，但其实编纂者在确定遴选哪些书籍的时候，排除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典籍，他们认为佛教思想违背了“汉学”并出义理的理念，道教充斥着大量“怪力乱神”，与儒家核心原则相违背。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四库全书》的编纂不单单是官方对思想的反应，也有坚持“汉学”的文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们在朝廷中施展身手。很多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四库全书编撰者，也对传统的古代典籍（如《山海经》、《宋史》、《墨子》等）进行了学术批评。

当然，盖博坚也没有否认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曾对不符合官方意志，尤其是对污蔑满族统治者书籍的禁毁。不过，根据史料的探研，盖博坚发现，清朝的这种做法并非一开始就如此，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于反满文献和反抗清政府的书籍，清朝从审查图书伊始，就明确规定必须查禁。但是，对于后来所说的诸多“文字狱”事件（比如王锡侯案等），与其说他们是因文字违禁而获刑，不如说是和当时的皇帝与官僚的斗争有关，此外，士绅之间利用“文字狱”互相告诘，也酿成了很多的悲剧。

然而，正如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文字狱”出现的过程和动机如何，它都让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出现了“自我禁抑”的现象，从而“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这一点，倒是盖博坚没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