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是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旧地，史称“齐鲁之邦”。其东临大海，西依中原，北望京津，南拥江淮，自古为中华形胜之地。齐鲁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这里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文化的“重心”所在；秦汉以后，随着儒学主流地位的提升，齐鲁作为孔孟故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齐鲁文化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巨大贡献。
一、齐鲁为中华文明最主要发源地之一
齐鲁地处黄河下游，远古时期，黄河自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奔流而下，进入黄淮平原。上古交通，依赖水道，而黄河“皆夹泰山南北而东入于海，泰山之居，溟海环其东，河、济萦其西”（蒙文通语）。从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的地区，应是原始人类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沂源猿人头骨、牙齿等化石的发现，说明早在四十万年以前，与北京猿人同属于更新世中期的沂源猿人就出现在了泰沂山脉中段；而新泰智人少女臼齿化石的发现，和在沂、沭河流域发现的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其他区域同时期文化中少见的。这说明鲁中南山区在距今五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漫长岁月中，存在着一个以细小石器为主的细石器文化时代。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证明：齐鲁地区在远古时代已达到了较高文明发展的水平。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真正考古探查，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现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独立发掘、具有开创意义的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震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美绝伦的蛋壳陶和精湛的轮制艺术，代表着距今4500余年前生产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类早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在世界考古界，人们常把文字、城市、冶炼金属的发现，称为“文明三要素”。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给文明起源地提供了众多证据。在全省发现的六百余处龙山文化遗址中，诸多文明要素在这里最早发现。一是文字。除在城子崖遗址出土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外，还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笔画流畅，独立成字，排列规则的十一个字的龙山文化陶片，甚至在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被称为“最早的文字”的刻画符号；二是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走向阶级分化的反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在山东地区出现之早、之多，集中反映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近几十年来，山东考古界在泰沂山北麓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临淄桐林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胶州三里河等一系列龙山文化城址。特别是在五莲县丹土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连续扩展的城址中，发现了清楚的蓄水池、排水沟和出水口等设施，进一步实证了城市出现之早、筑城水平之高。三是金属器的最早发现。在胶州三里河、栖霞杨家圈、诸城呈子等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铜锥、铜片证明：龙山时期海岱地区已经有铜器的使用周易历史文化，而且很可能已有了相当的冶炼铜器的技术。
省内外的考古工作者在大量考古挖掘和研究中，探明了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证明山东地区（海岱考古文化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北辛文化（约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约距今6200～4600年）——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岳石文化（约距今4000～3500年）的序列自成系统发展的。这进一步证明：山东史前文化是有着深厚根基的相对独立的高文化区，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源泉之一。
《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也印证着泰山一带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泰山自上古以来就是一个上层的宗教文化中心。有“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之说，上古帝王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得天下之后，都要到泰山封禅。可见自五千年前的“五帝”时期，帝王无一不封禅泰山。王献唐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中华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以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本水源，血统所出，……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这充分说明，泰山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泰山则是中华文明之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列泰山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渊源有自。
二、齐鲁文化——“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突破时期。这个时期产生的伟大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在中国，这个“轴心时代”即是春秋战国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文化“重心”，即在齐鲁。正如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所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周易历史文化，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在这个时期，齐鲁文化放射出了璀璨夺目的光芒。
（一）周礼尽在鲁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是说，三代文化，周为最盛。周文化应是三代文化的总结和代表，而以礼乐文明为突出特征的周文化的总设计师和创制者是周公，鲁国则是周公的封地，是周王朝着意建设的东方礼乐文化中心。春秋巨变，使鲁国周礼中心的地位大幅攀升，至春秋末期，鲁国的周文化重心地位已有很深厚的积累。《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礼乐之盛，即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看到周王室的雅乐及各诸侯国之俗乐都集中于鲁，也不禁感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鲁国实际成为周朝礼乐文化的集中代表和文化重心。
（二）春秋五霸，齐桓最盛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是春秋五霸中称霸最早、时间最长（43年）、业绩最盛的霸主。孟子赞叹：“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公称霸是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旨的，《左传·僖公七年》把盟会的内容概括为：“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是说，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变成落后民族的俘虏了。齐桓首称霸，奠定了春秋霸业的基础：即在“尊王”的旗帜下，把当时中原的诸侯国组织起来，将霸业变为了统一中华民族的一个步骤，影响深远。
（三）孔子私学，首创于鲁
有学者称：“孔子为儒家之宗师，实为诸子之开祖，辟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之新纪元，为我国划时代之空前伟大的学者。”（蒋伯潜《诸子通考》）孔子之教，弟子众多，人才丛出，齐鲁遂成人才高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知识走向了民间；其编订“六经”，教授弟子，数千年文化，赖之以传；其创始儒家学派，讲仁重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且身体力行，被尊为万世师表。惟文化“重心”方能生孔子，孔子之出，齐鲁“重心”地位倍显。
（四）诸子百家多出齐鲁
“轴心时代”最亮丽的文化景象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而所谓“百家”，实际上主要有六家：儒、道、法、墨、阴阳、名家。就其创始者及代表人物籍贯而论：儒家之孔、孟，墨家之墨翟，阴阳家之邹衍、邹奭，皆为齐鲁之人，已占一半。道家代表为老子、庄子，皆非齐鲁，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公（姜尚）为道家之源，还将《管子》列入道家典籍；而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形成、发展的。齐国的管仲学派，亦号称齐法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则是荀子的学生，荀子久居稷下数十年，韩、李很可能于稷下求学。名家学者尹文、田巴、倪说都是稷下先生，田、倪二人皆齐人。可见，道、法、名三家亦与齐鲁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儒、墨“显学”，双峰并峙
《韩非子·显学》将儒、墨两家并称“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就其共同特点看，一是弟子后学众多，有谓“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之说；二是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三是弟子显荣，影响巨大。《吕览·当染》称赞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史记·儒林列传》又说：“孔子卒后，七十子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为王者师。”就儒、墨两家看，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前者实开中国人文教育之先导，后者则开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儒、墨两家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文与自然科学教育并峙之双峰。
（六）百家争鸣齐聚稷下
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人数多至“数千人”，各国学者汇聚稷下，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堂。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汇聚了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稷下学宫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影响之深远，实际上是战国时代最主要的学术活动中心，郭沫若曾评价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三、中华民族的“人文圣地”
秦汉大统一，为齐鲁文化由“重心”向“圣地”发展奠定了基础。秦始皇统一之后，四次东巡，三至齐鲁，登泰山封禅，三到琅琊，游遍齐鲁，刻石勒功；刘邦是历代王朝中第一个亲到曲阜隆礼祭孔的帝王；汉代重经学，设五经博士传经，《史记·儒林列传》所载汉初的五经八师中，有六位是齐鲁之人，可见齐鲁文化对秦汉大统一影响之大。
董仲舒为赵人，但求学于齐，为齐人《春秋》公羊学大师公羊寿弟子。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博采百家，是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汉武帝好儒，与做太子时的老师鲁诗大学者王臧也有直接关系，正如钱穆所言：“王臧尝傅武帝，特见亲信，帝之好儒术，渊源当在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齐、鲁之学的结合。儒学由诸子之学派跃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齐鲁之地也进入了“圣地”的时代。
（一）“圣地”的形成
齐鲁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圣地，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而发展，随圣人、圣迹、圣裔范围的不断加封而扩大，到明清时代达于巅峰。
圣人：孔子经历代加封十六次，汉代封“公”，北魏封“圣”，唐代封“王”，元代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封“至圣先师”，不仅“圣人”成为孔子代称，其弟子后学也因之称圣：颜回称“复圣”，曾子称“宗圣”，子思称“述圣”，孟子称“亚圣”，山东成为了众多圣人的故乡；圣迹：孔子故居及后世祭孔的祠庙——孔庙称为“至圣庙”，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孔林称为“至圣林”；邹城孟子故居则建有“亚圣庙”“亚圣林”等；圣裔：孔子后代嫡孙自汉代即袭封“侯”爵，宋仁宗时其嫡孙被封为“衍圣公”，并赐建官、宅合一的府第孔府，称“圣府”。孟氏、颜氏亦建有亚圣府、颜府等，世世袭封。孔、孟、颜、曾等后裔随时代发展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山东为其故乡。
（二）“圣地”的文化贡献
自西汉至清末的二千余年中国社会发展中，以孔孟为代表，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的圣地文化，对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发挥了其它区域无法比拟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其突出贡献至少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促进民族认同。汉代以后的历代帝王在得天下之后，为巩固其统治，大多以各种方式拜谒圣地，献祭孔子，从这里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他们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氏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其对于中华主体文明的认同，最终使各族政权的主体文化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二是维护国家统一。崇孔尊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历代王朝无不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象征，在尊孔上大做文章，实现对天下的教化，以此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维护统一作出贡献。三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孔子既称“至圣”，又为“先师”，“师”“圣”结合，推动中国社会形成了两千余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以朝圣心态来到圣地，崇孔子，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钦慕孔子的伟大与永恒，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孔子的故乡成为历代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四是传统道德的示范之乡。《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之遗风。”汉代以后，孔孟故乡成为传承发扬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示范之乡，“邹鲁之风”成为传统美德的标志和一地优良社会风气追求的目标。作为圣人故乡的山东人，长期沐其风，浴其俗，形成了崇德、重教、尊老等圣地特殊的传统道德风尚，并深深影响了历代的中国人。
四、齐鲁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在齐鲁文化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上，产生了孔子、孟子、墨子、姜太公、管仲、晏婴、孙武等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其深邃的思想和辉煌业绩为主导形成的齐鲁文化主体精神，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自觉去深入挖掘、阐发齐鲁文化精神，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责任。概言之，至少有六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总结、传承和弘扬的：一是坚守传统、继往开来的文化自信精神，以儒家“法先王”、孔子编定六经、传承三代文明和孟子“言必称尧舜”为代表；二是争强图霸、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以管仲改革、齐桓称霸，孔子创办私学、大办教育、孙武的兵书为代表；三是崇德尚礼、以人为本的仁爱民本精神，以姜太公的尊贤尚功、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仁政民本思想为代表；四是探幽发微、上下求索的科学创新精神，以精邃富赡的孙子兵法，墨子的自立新说、对自然科学的深入探索以及邹衍等齐国阴阳五行家对社会历史、宇宙、地球的探索而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为代表；五是多元一体、海纳百川的兼容并包精神，以晏婴、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稷下之学汇聚诸子各派、倡导百家争鸣，以及董仲舒融汇诸子百家思想创新儒学为代表；六是维护民族大一统的责任担当精神，以齐桓霸业“尊王攘夷”维护民族统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拨乱反正、维护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为代表。
实现齐鲁文化精神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将为我们今天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新文化，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文化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