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择取从“自然”到“生态”的本土和原乡路径，积极展示文学的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关切自然生态中的人类和人类目光中的生态，期待建构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文学观，书写时代史诗、引领时代风气。
近年来，一批以“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等关键词为标识的文学作品相继发表出版，成为当代文学现场的独特风景与新近热点，提供了多领域的参照和启示。毫无疑问，自然生态具有明确的生产性，对其如何处理的问题关联多元化、多角度的复杂认知，既属于历史性的文化和审美问题，也一直与社会问题和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带有某种普遍性意味。当“生态”“自然”等词语关涉文学，尽管不等同于词语组合的概念再造，但词语本身确然容易引发思想层面的混乱，厘清“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等词语的来路、边界及可能性，辨析学术概念，既是当代文学生产和理论建构的重要关节，也是从事研究和展开讨论的前提所在。
精神资源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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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以“文学与自然”为题组织展开讨论（见《人民文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2018年“圆桌派”栏目），指出中国文论和美学传统的发展史上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相当一部分对后世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观念周易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鲜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却实实在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创作论和风格论。“自然”观念即是其中一例，其所关联的各领域内历代学者的著述，汇入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
在自然和社会两大生活区域，人类走过与自然的相生相克时期，经历市民生活的兴起，再到无意于世俗生活时主体精神向自然的回归阶段，我们从中可以摸索出一条“自然”由纯粹的客观概念转入审美价值范畴的大致脉络。首先，古今相接而论，儒、道、兵、法、墨等诸家早期思想中均有对“自然”“道”“天”等概念的着重论述，无论是将古代天、地、人“三才”观念纳入现代生态系统考量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还是从《周易》的人本思想基调与天人合一进路中找寻“道”与“术”的应时而动，均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社会治理术提供借鉴。其次，理想家园的文学性象征亦是如此，诸如《山海经》等古代文献中的四方想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中以万物相连为整体观，同样为如今的宇宙观提供阐释，暗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对自然的认同性阐释，宛若中国自然文学的前世，直到通俗小说蔚为大观，时而以景观状态下的山水、城池、市井作为故事背景，时而以诗、赋、词等文体作细致描写，层出不穷的景观描绘，骈赋风格的极尽铺排，“自然”既作为叙事文本的环境描写出现，也成为渲染情节的艺术处理技巧，激活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周易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念原本所涉及的文与质、华与实、体与用、本与末等命题，以及对作者内在情感的真实自然等要求，连同“直寻”“妙悟”“伫兴而就”的自然而然和“味”“丽”“沉”“雄”到“气”“清”“远”“淡”的审美旨趣等，逐渐被剥离出文本的核心，主要保留了自然之美、文之大美等美学精神为其高标，算作中国古文论内部与现当代文学之接续的双重断裂。
遗憾还在于，有关“自然”与“生态”的众多文学概念，其重要观念虽最早萌发于中国古代的丰富创见，命名之功和明确的理论建构则在西方。例如，“自然写作”乃西方生态批评的先行文本，作为最初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形态，侧重呈示人类与自然界的伦理关系，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因自然写作的地域性，牵连地方路径与总体性经验之辩。需要强调，以欣赏的目光察验自然并记录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自然文学”有别于“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其本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和对自然独立观照意识的欠缺，更近似“环境文学”的范畴。“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源实则为人类面对严重的自然危机生发的生态意识和现实自觉，是人类自身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谋求一种预先性的介入。
若仅把“自然”作为客观性的存在，现代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无疑导致其生态的巨变，同时在景观上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从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歌颂到现实主义对资本社会的嘲讽，再到现代主义对物质主义的拒斥和控诉，生存状态的变化相应导致人类思维的转向。显然，种种概念的产生旨在探讨人类如何想象自然、想象自然与人类关系、想象未来发展图景等观念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存在“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的悠久传统，积淀了颇为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创作理路，“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等无疑具有独特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历史向度，与中国特色同频共振。
文学创作及其时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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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延伸而来的自然写作区块，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魏晋山水学，其具体的诗、书、画等文艺创作统摄于强大的玄学阐释系统；尽管受西方生态文学和批评流派的影响，中国文学的自然生态书写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卡逊的“春天”，以及利奥波德的“大地”和罗尔斯顿哲学趋近的“荒野”等形态判然有别。在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认知中，蕴含着“自然”“生态”的特殊观念、别致情思与充沛修辞，正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等笔下，不乏有作品从精神、社会、环境等维度表露原始文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与自然之关系，在有关现代知识话语、经济社会形态等的深思中，见诸审美、抒情和批判性表达，接续了中国精神根基。
从认识论层面考量这种转向，作家在对未来的自然生态进行开放性书写时，既有对优秀中华文化传统的追寻，也在环境危机和切己生活中不断明晰生产、发展、建设与自然生态的循环互动，由此确立的生态意识，指向自然生态与高质量发展的“绿水青山”之美。再有，作家身处当下，汲取历史文明深处的精神资源，连同对全球化进程的现实体认，拥有着以往无可比拟的宏阔视野，“自然”，不仅是文学作品中需要复魅的客观存在和审美需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和关键维度，是一种关乎生命“存在”的“大生态”。因此，具体到作家创作论和作品风格论，在一批展现新时代山乡巨变、反映乡村振兴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生态乡土的现代化之殇，体认到发展观念转变之下的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和实践之果，饱含地域特色和民间性；在一批科幻小说中，涌现出怪物生态架构和对古典志怪传统的化用，预示更为博大的生命观、生态观和宇宙观，呼唤修复人类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善意。
——这种修复无疑是世界性的。
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尽管西方文学有过围绕修辞、技法展开现实讽喻的丰硕尝试，中国当代文学则是择取从“自然”到“生态”的本土和原乡路径，积极展示文学的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关切自然生态中的人类和人类目光中的生态，期待建构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文学观，书写时代史诗、引领时代风气。中华文明深隐的人学观和生态观，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中不断激活、开掘，使乡野自然、城市生态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也在文之大美中恢复其幽深玄远、盛大浩繁。而人在和谐关系中的高质量发展，诉诸文学的要义及其人文关怀，还有待更为广泛的互动，它不仅存在于新时代文学自身发展和相关学科的学理性主题，也需要文学制度和批评视域的吟与咏、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