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亚莎
序言：:周易管理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主体上周易哲学中体现的中国智慧，它肯定了“人”是管理的主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对象,都应该是“以人为本”，在管理价值上，它重视伦理管理,将“以德治平”作为管理的主要价值取向，在管理目的上，它强调主要是社会群富而非“独富”，认为真正的善治是天下为公，有德的人来掌握社会财富的分配。周易管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易学成为“显学”而风潮于世,海内外掀起一场“易学热”。所谓“易学热”者,大体热于“科学易”与“人文易”。“科学易”者,多有沿袭“象数”之理,结合当代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成果,配合周易之象、数、图,进而产生两个论证倾向:一是试图论证周易具备自然科学之底蕴周易哲学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二是试图论证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事实上,以科学之手段断易绝非今天才有,早在清康熙年间,莱布尼茨就依据易学之八卦图示,制作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其后如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等人,也先后将易学之研究纳入到新的科学研究语境。“人文易”者,多有沿袭“义理”之论,人文者,文明以止也,所注重的是易学中蕴藏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理性思考。“人文易”之领域颇为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易”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历程不断整合的结晶。当前也有学者从“人文易”的角度出发,展开对周易管理思想的挖掘。
周易从伏羲画卦开始,到文王演卦再到夫子作传,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均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而据历史考证周易也一直是周朝贵族治理天下的“教科书”。如周朝贵族在取得天下之后,提出“敬天保民”,是对商朝“天命唯是”的反复,这一点在周易中多有体现,为了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周朝否定了商朝笃信的“天命”核心执政观,认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国家安定的根本。西周建国之后,并不是再次进行新的杀戮完成政权的巩固,更多的工作是需要将商朝的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结合,或是将异族的文明内化为自己的文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易赞》:“夏曰连山易,殷曰归藏易,周曰周易”。最终传世的周易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受到了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统治民族,周族的贵族即周易的作者们,对发生在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不同现象,加以分类、整理和描述,通过八卦的互演实现对世界的整体认识。由于周易“群经之首”的特殊地位,及其本身就是周族贵族对社会管理、历史流变的认识,所以六十四卦处处可见管理学的痕迹,如《师》卦主要是讲述军队管理,《讼》卦主要是讲法制管理,《小过》卦是讲资产管理,《乾》、《坤》二卦则直指君王人心。周易的管理思想如同它的六十四卦一样,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首先它肯定了“人”是管理的主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对象,都应该是“以人为本”;其次它重视伦理管理,以德治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原则,同时也将“以德治平”作为管理的主要价值取向;第三它主要是社会群富而非“独富”,认为真正的善治是天下为公,有德的人来掌握社会财富的分配。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主体论
择定一个历史片段中的“人”,作为研究单元,他绝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而是在社会联系中取得了自己的意义:从血缘上讲,他是人类进化的结晶;从文化上讲,他是对社会文化要素和意义世界的继承;从生存支撑上讲,他的存在不可能将自我与社会割裂。所以,管理实践是属人的实践,而人的意义也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得以实现。
中国哲学并无将观察对象隔离于自身之外的传统,在西方哲学看来,中国哲学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观点也是一种“西语式的误读”。对自然的崇拜,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大道流行中,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将人包容于自己的生态系统中,所以中国哲学的观察对象,事实是对自身生命的观察。“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只有将人的生命放置于社会实践之中,才是对管理意义的肯定。
尽管周易世界中肯定天对于人的主宰,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上九爻辞),但周易经传中皆有大量记录人事、肯定认为的记录,这些记录事实上是对易前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并且通过“概率”来实现对未来的预测,其中依然存在巫术或神学的影响,但可以看出人与“神”之间的斗争,如“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蒙》之初六爻),将人的地位置放于天命之上,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占卜作为人类对未知命运的一种想象,在周易中已很少看到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神的记载了,并且从龟占到蓍占,这个过程就意味着人从神的手中夺取自己的命运主动权。“占卜,作为巫术自其出现以来就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它代表着神的力量,传达着神的旨意,把握着人的命运,指挥着人的行动。从这一角度看,占卜巫术束缚、否定、甚至扼杀着人的智慧、人的力量。另一方面,它要通过人的占卜来通晓神意。这无疑承认,人可以获得神的智慧和力量,人与神共同地掌握着人的命运和活动。从这一方面说,占卜巫术又部分地肯定着人的智慧和力量,包涵着人为了把握自身命运而寻求掌握未来的方式,探索现实生活之间的因果关系。神权的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相当短暂,从周易出现的那一天起,人类就将自身命运的管理权,从神的手里争取回来。
周易所提出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周易以“人道观”进行管理的基本思路。所谓的“人道观”是指人类社会生存的必由法则,人道从属于天地之道,人为天地所生,但同时人类并非是盲目地遵从于历史,相反是可以利用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发挥主观之能动性,创造社会文明,改变历史。《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泰卦》的《象传》也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作为管理主体的人,遵从天地之变、自然规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管理主体地位。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对于“人”的记载,在易中多以前缀限定,如“幽人”(《履》)、“丈人”(《师》)、“邑人”(《比》)、“武人”(《巽》)、“宫人”(《剥》)、“行人”(《无妄》)、“恶人”(《睽》)、“旅人”(《旅》),等等,易的作者似乎在强调个体“人”的身份问题,同时还有如“大人”、“小人”、“圣人”、“君子”等。这些“人”的身份不同,智慧不同,处境不同,在管理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周易对于人的主体的弘扬,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百家争鸣过程中高举“人”的地位的一种历史回应。《易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先秦儒家基本思想的一次总结,对于“人”的重视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关注点,与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不同,如孔、孟、荀等人都试图通过分析天命与人命之间矛盾的张力,来寻求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因。春秋战国的乱世,为思想家的创作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素材。面对社会之动荡,如道家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已经产生疑问,坚信今不如昔,主张抱朴守拙,回归自然;激进的法家学者则认为历史发展之根本动力在于人性之恶,相信暴力和战争可以改变当前的落后局面,主张将人性赤裸裸地暴露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以强权为公理,以实力为准绳;再如墨家学派,主张以“兼爱”的基本原则,调和社会关系,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障物质基础的建设。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作为管理的载体,已经为百家所接受,而在周易则明确了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的主体是人,对象是人,管理的一切都离不开“人”。
二、“以德治平”的管理价值论
对于价值观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普遍意义上去谈论,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价值应该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并非是脱离了人世的抽象,它是可以触及或是可以为人所认识的;其次,价值是人之善德对于社会或他人的基本意义,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了个人价值并实现了社会价值,个体人生意义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价值之导向就意味着人生方向之发展目的,人之意义也在于将个体价值发扬。从宏观的叙事话题开讲,族群的价值导向也意味着这个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和贡献,所以人或族群的价值取向就是历史本质的所在。萧�S父认为,对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和建立价值观理论系统,是中国历史上各派哲学“终极”的“至上”的目标;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借“天道”以明“人事”,认识论是借“知行”以说“道德”,辩证法是借“阴阳”以论“治平”,历史观是借“理势”以论“至治”,深入考察我国传统的价值观理论,确实能深化认识传统哲学的特征、本质的认识[2]。自然与人伦的合一,知识与道德的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德”字不见于殷代而多见于西周之后的金文。“德”的出现,不仅是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凸现人的高尚性,同时还为人的“世间法则”提供了基本依据。《礼记•表记》中指出:“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枚�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一段文字其实描述了夏、商、周三代对于信仰的不同态度。在夏朝时候,宗教并未形成影响行政的势力,而仅仅是“事鬼神而远之”,而商朝则非常崇拜上帝鬼神,“率民以事神”,建立了一整套的神权政治体系,祭祀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并强烈地影响着正常的国家行政体系。而周朝建国之后,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批判商代的宗教政策,在政治上以封建制作为国家的基层统治力量,同时推行宗法制度,尊礼尚施,注重人事,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念。“德性”之外,则强调礼法,以调整统治矛盾,实现所谓的“克己复礼”。
如《中孚》卦,所谓“孚”者,诚信也。《序卦》:“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说文》:“节,竹约也”。军事来往或使节交流过程中,双方各持一半的竹板,作为彼此的信物。从象上观察该卦,兑下巽上,恰似两把可以合齿的竹符。其象曰:“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六三、六四两爻,结合其它四爻,观其象,内虚而外实,如同一个小船,所以卦辞说:“利涉大川”。而九五之尊位,其爻辞曰:“有孚挛如,无咎”,以尊位之核心,把全卦凝聚起来,正是君主以信治国而“信及豚鱼”的“大治”景象。动而说(悦),说(悦)而巽,则国家可治也。周易强调“和”,“中孚”卦可以看出,“九五”爻之尊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君臣共治的思想。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以“治世”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中孚”卦给治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君王只有以天地之至诚才能与臣工彼此信赖,克服困难,实现治世。
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认为,“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之于天地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孔子观易之成书,并非是一部单纯的占卜用书,相反它是将人伦、天道都纳入到考察系统,是“明君”的一部基础教材。
所谓“明君”之书,事实是国家政治的指导蓝本,中国自禅让之后,国家政权采用的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治世”的出现多是由于君主的强干有为,臣工的勤恳廉洁,政权的更迭也不会改变这种“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格局。处于“素位”的学者认为,对于君主的“教诲”可以达到改变历史的效果,而君主也希望通过“明君”之书,鉴治乱兴衰之道。
三、“守正群富”的管理目的论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应该以15世纪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起点,该起点事实以资本主义之发展需求而来的。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中国,从科技、经济、文化的全球领先地位,堕落为一个“准殖民地”国家,而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是由此而发的。但事实上,先秦社会并不排斥商业活动,如商朝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商部落所建,而中国只是从商鞅变法中明确提出“重农”政策,才开始所谓“农业主导型社会”的历史。“商”对于国家的经济或是市民文化的繁荣,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商品经济可以说是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驱动剂,没有它封建经济就不能运转,更谈不上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体有两次:第一次是战国延续至秦汉。该阶段由于战争的基本需要,大量物质在不同的诸侯国间流通,商人由于掌握巨额的社会财富,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第二次是唐宋时期,该阶段由于国家较为安定,经济发展迅猛,市民经济得以繁荣。但中国一直缺少对于“食货之学”的研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对于殷周之际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两篇中,结合周易中对上古农耕文明的记载,从卜辞中寻觅出社会经济生产的踪影,对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五项分别论述,并指出物质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
《系辞上》曰:“圣人之位曰大宝,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周易的哲学体系中,对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并非是回避之态度,相反是积极的肯定。周易认为,人之行为应当效法于自然界,就自然界之发展趋势来说,是一个“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过程,即是平衡之间的动荡,而社会财富的分配也遵循着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基本路线。财富是“聚人”的利器,所以就要重视财富,要做到“理财正辞”,周易以中正为美,所谓的“正辞”就是“尊卑贵贱,衣食有差,谓之理财。万事得正,谓之正辞”(引自荀爽注),周代之“正辞”就是封建制,从天子到庶民都有一份可以养生的土地,国家的作用是保证该体制的顺利开展,只有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来源,这个国家才可以和谐地发展。
周易强调“正”,如位正、时正等,并取“鼎”以象“正”。《说文》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象析木以炊也。镏文鼎以为贞字”。《周易•大卜》云:“凡国大贞”。郑玄注:“贞之为问,问于正者,必先正之乃从问焉”。周易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取象比类”,周代把“鼎”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方正、庄严,而周天子也以“九鼎”作为天授神权的标志,古金文将“鼎”铸为“贞”字,是有其发生学的意义的。如“观”卦的“六二”的爻辞:“窥观,利女贞”。如果单从字面去探讨它的意义,即“偷看,有利于那个女孩的占卜”,这是不合情理的。对于该“贞”意义的研究,需要结合该卦的爻位进行:其“九五”爻为阳爻,“观我生,君子无咎”,可见,该爻代表至尊的王者。这样,与“九五”爻对应的“六二”爻,应该表示古代女性应该遵循的礼仪,即“女性的正(贞)道,应该是对夫君顺从,不能平视,而应该偷偷观看”。由此,这里的“贞”字,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遵循的“正道”,只有操持“正(贞)道”,才可以“无咎”。
周易肯定社会财富的积累,这一积累要遵循“正道”,但更重视共同富裕问题。如《小畜》卦九五卦辞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意识是说,通过诚信治富也要时刻想起邻居和亲友,不能只想着自己富裕,要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独富”作为社会分配的理想,事实上体现了周朝的统治者对“善治”的追求,其后的政治理想如“大同”、“小康”,皆有“不独富”的影子。
“守正群富”的管理目的论,一方面肯定了社会管理要遵循人间正道,无论是社会产生还是社会管理,都要重视社会伦理的基本准则,重视社会平衡;另一方面在肯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提出要重视社会分配,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相对公平,避免出现“独富”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一点而言,也是中国管理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区别。
管理哲学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产生是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管理哲学都是在其特有的历史环境下,根本特殊的管理对象和管理主体而产生的,都有其相对的理论优势。如中国的管理思想或管理哲学是产生于血亲社会体制下,所以比较重视伦理管理。另一方面,每个民族的管理哲学都有其相对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束缚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西方管理哲学已经进入了“丛林”时代,无论是语义或是管理范畴,都出现混沌和模糊的倾向。这些都要求跨文化的管理思想进行交流,在同一个哲学平台上,进行资源的借鉴与补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的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工业革命综合症”。新世纪的世界,尽管并非如某些宗教所宣称之末日裁判,但的确越来越多的人类问题,值得全人类去反思,如战争、环境污染、精神堕落、经济危机等。工业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有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有对未来发展不能确定性的担忧。这种忧患与中华民族传统中的道德价值概念呼应,“《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忧患乎”。文明之产生就是特定族群的特异性,而各种文明应该以“和”为贵,“乾坤正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国,万国咸宁”(《乾卦•彖传》),周易管理思想的发掘或许可以补充西方管理哲学体系中人文价值的缺失问题。
作者 吴亚莎。
国际易联易道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秘书长。师承唐巍先生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