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明清两代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明代呈现“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1]的繁荣景象，足见北京在明代就是全国的书业中心之一。在此基础上，清代北京图书市场又有新的发展，“九城之肆收九城之书，厂肆收九城之肆之书，更东达齐鲁、西至秦晋、南极江浙闽粤楚蜀，于是举国之书尽归京市”，[2]由此造就了北京书业中心在全国的地位，也为以后民国书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清前期的北京图书市场
在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政治稳固后，大兴文教，北京的图书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官刻、坊刻出版发达。京师武英殿为宫廷刻书，质量较高。据民国陶湘（1871—1940年）《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一书统计，清代各朝殿本的总的种数和卷数分别为520种、52395卷。[3]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统计，北京共有书坊114家，主要集中于隆福寺和宣武门外琉璃厂两处，而尤以琉璃厂居多。[4]
北京图书市场需求方主要有三。其一，国家纂修《四库全书》购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调集2000余名文人学士赴京。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云：“时四库馆开，文士云集，四方书籍聚于辇下，为国朝极盛之时”。[5]根据编纂需要，四库馆文人学士到京师书肆大量购进经史类图书以供考据，拉动了北京书业的需求。清陈康祺（1840—1890年）《郎潜纪闻初笔》卷三载：“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奔辏辇下，邮书海内，遍征善本，书坊以五柳居、文萃堂为最”。[6]
其二，科举考试需求。清代人口快速增长，北京及周边省份的学校及学生数量也增加较快。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370至381《各省学额》项统计，直隶学校数量和学额数量分别为166所、2560名，均居全国之冠。全国各省学额汇总数为25312名，与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所说的“今天下岁取生员二万五千三百余名”[7]基本相符。康有为曾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用策论折》中提及，仅涉及童生人数，总计全国30年间就达300万之多。在以科举为教育中心的清代，在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前，北京每三年一次会试，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举子云集南城各省会馆，人数最多时达万余人，购买所需的考试用书，形成了庞大的购买群体。
其三，藏书家购买。北京的书肆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之中，京师藏书家众多，对图书的需求增大。清初，北京的藏书家数量较小，与南方藏书家相比相去甚远。但随着全国各地所印、所藏书籍逐步汇于此。从乾隆中期以后，北京的藏书家独树一帜，数量逐渐增多，影响较大。根据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所载，乾嘉年间北京的著名藏书家有程晋芳、黄叔琳、纪昀、翁方纲、玉栋和朱筠等人。[8]此外，还有一般王公、官吏也以藏书为尚，多藏书甚富。故此，北京图书市场需求量较大，书商积极组织图书货源以满足北京市场需求。
北京图书市场与清初整个京城商业格局密切相关，当时北京的商业、手工业主要服务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其形式是定期的灯市、集市和庙市。作为商品品种之一的图书也在集市上交易，由此形成的书肆随着市场的变迁而迁移。
清初，北京书市主要集中在慈仁寺、隆福寺、琉璃厂等处，图书贸易活跃。位于南城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因原系辽金时古刹报国寺故址，因而也称报国慈仁寺。当时有许多文人学士在此借住，如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就在此住过。都城隍庙会移至慈仁寺后，每月举办三次（初一、十五、廿五日）。庙会中百货杂陈，书摊较多，为文人学士所称道。清孔尚仁（1648—1718年）《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样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一时广为传扬。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云：“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9]清初许多学者王士禛、朱彝尊、宋荤、丁耀亢等人在诗文中均多次提及到慈仁寺购书情况。如王士禛（1643—1711年）《居易录》载：“二十五日，朝审毕，过慈仁寺，阅故书摊，买得《陶隐居集》三卷……”[10]王氏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还载有一件趣事：“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尔，但值每月三、五日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果然。”[11]可见王士禛长期到书摊购书，好友皆知，书摊前竟成他人拜谒之所。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遭遇地震，慈仁寺书肆也遭受毁坏严重，日渐衰落。图书市场移至靠近修撰人员及进京赶考士子住处的隆福寺、琉璃厂一带。隆福寺位于北京东城东四牌楼，每月初九、初十开张，庙会交易活跃。《京都竹枝词》载：“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词中所说的“东西两庙”分别指当时的东城隆福寺与西城的护国寺。隆福寺书摊众多，书贾聚族而居。不久又在庙市基础上逐步形成书店街，全街书店最多时达四五十家，一度与琉璃厂东西对峙。隆福寺街东口内路南的聚珍堂书坊用木活字排印了多种鼓词小说之类的书籍，且兼发行，流传甚广，后因书业转向琉璃厂而衰落。
北京琉璃厂书肆街在北京图书市场最为著名，贸易繁盛。元明时期这里为琉璃厂。约在康熙后期，由于地理位置便利，全国各地的会馆多建附近，官员、赶考举子也常聚集于此，“旧时图书馆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无不求之厂肆；外省举子，入都应试，亦趋之若鹜。盖所谓琉璃厂者，已隐然为文化之中心，其他不特著闻于首都，亦且驰誉于全国也”。[12]由此四方之书聚散于此，至乾隆年间达到极盛，发展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乾隆己丑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因谒选至京师，寓百顺胡同，居京师5个多月，闲暇则到琉璃厂观书，后追忆著有《琉璃厂书肆记》。
李文藻在琉璃厂购买的图书主要有两类，一是抄本。如《宋通鉴长篇纪事本末》《芦蒲笔记》《寓简》《乾坤清气集》《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等；二是刻本。如《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峰集》《黄稼翁集》《唐眉山集》《毛诗要义》《楼攻·文集》等。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到琉璃厂访求图籍，藏书家们也来琉璃厂购买古旧书，流连忘返，嘉庆年间潘际云《清芬堂集·琉璃厂》诗云:“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14]当时江浙一带的书贾也纷纷携运珍贵书籍前来北京琉璃厂一带开店设摊，出现了“南书北运”的现象，生意也日渐兴隆。乾隆时100卷的《四库全书》预修订历时10年，调整修改了7年，耗时凡17年。在此期间，琉璃厂一直呈衣冠幢幢、车马盖盖的繁荣景象。清方朔《枕经堂诗钞》卷七曾描述：“都门当岁首，街衢多寂静，惟有琉璃厂门外二里长，终朝车马时驰骋。厂东门，秦碑汉帖如云屯，厂西门，书籍笺素家家新。”[15]
二、晚清时期的北京图书市场
晚清时期，对图书需求方除了上文提及的国家购置、举子所需及藏书家购买外，图书馆、外国人的购买也成为北京图书市场的需求力量。同时，近代新式铅、石印技术在京应用，既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图书产量，又增加了图书品种、丰富了图书内容，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对北京书业的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随着西学东渐，西学书籍在市场上成为畅销品种，新书业兴起，西方文化也随着西学书籍的流布而传入晚清中国，更新了国民的思想观念，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1.晚清北京古旧书业
所谓古旧书主要指使用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刻印、内容与中国旧学相联系的图书。经营此行业，称之为古旧书业。北京的古旧书业集中在琉璃厂和隆福寺书店街。在经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掠夺后，琉璃厂古旧书业渐趋萧条。甲午战争以后，废科举，兴学校，谈新学之风日盛，新书业应运而生。“善本旧书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16]但厂桥东仍是图书集中之地。
同治年间，社会形势趋于稳定，至光绪初年，“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后李鸿章延聘学者纂修《畿辅通志》和《顺天府志》需收集相关书籍；再者，张之洞《书目答问》刊行后，学者士人到各书肆按所列目录购买图书，此外，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等人提倡国学，士大夫受此影响购买国学类图书，“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17]这些都刺激和推动了北京书业的发展。
民国元年（1911年），藏书家缪荃孙记有北京琉璃厂购书往事，自同治丁卯（1867年）至宣统庚午（1910年），著《琉璃厂书肆后记》，记有书肆31家，其中琉璃厂书肆27家，隆福寺书街书肆4家。[18]
王钟翰《北京书肆记》载：“当时虽肆巨，每家俱有书摊，凡寻常及缺页之书，以廉价供人选择，佳籍则什袭珍之。”[19]近代新式书局也在琉璃厂开设店铺，如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等。此外，还有刻字铺、法帖铺、书画铺等。春节期间，厂甸书市依然红火。
同治、光绪年间，隆福寺庙会书市也重新出现，各种古旧书籍、碑帖画卷与日用百货，纷然杂陈。隆福寺街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群。如表中王氏三槐堂、乔氏同立堂、刘氏聚珍堂（原名天绘阁）、宝书堂。其中以聚珍堂较有名，活字刊印《济公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小说，销行甚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至宣统年间，多家书肆在隆福寺街开张营业，如文奎堂、带经堂、文元堂、镜古堂、明经堂、问经堂等，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为文奎堂与带经堂，其余如聚珍堂、宝书堂。隆福寺街书肆中除有坐商外，仍有逢庙会在此设摊卖书的行贾。故此，隆福寺街书业成为了仅次于琉璃厂的京城第二图书市场。[20]
四年后秋，缪荃孙重返京师，“时时阅厂，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歇业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为“志今昔之感”，缪荃孙复作“附录”，录所见书肆39家。[21]
这些书肆名称中除了传统“堂”“阁”“斋”等外，出现了冠以“书局”的店名，颇具有时代特色。
北京旧书业除了琉璃厂和隆福寺外，据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载，正阳门外打磨厂也有书店、书摊，其友盛伯希常到打磨厂兴隆店买书，尤其是晓市更为热闹，“外来书贾货车粹焉，五更开市，各书陈列于地，论堆估价，厂友悉趋之。”[22]此外，摆摊售书的地方还有内城的东、西晓市、廊坊头条劝业场及地安门西火神庙等，不过规模与琉璃厂和隆福寺相比较小。
2.晚清时期北京的新书业
所谓新书，与前文古旧书相对而言，通常指采用近代印刷技术刊印、内容主要为近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图书，经营新书的行业称为新书业。
鸦片战争后，北京新书业已在图书市场悄然而生。随着西学东渐，国人积极探索救国图存之道。在洋务运动中，设立的翻译馆诸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下设译馆，纷纷翻译出版西书，供给北京的图书市场。甲午战争后，伴随着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一些知识分子对阅读西学书籍产生极大的兴趣，西学图书逐渐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品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年）著《西学书目表》以传播西方文化，为当时学人提供了解西方科学知识、介绍西学名著，影响很大。新兴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扩大，他们按梁氏《西学书目表》所列西书到市场搜购。北京书商为了满足读者求购西书的市场需求，竞相从上海购买新书出售渔利。
琉璃厂与其他地方的书店也争相销售新学书籍，也出现一些专营新书的书店，或一个书店同时销售旧书和新书，出现“书肆数十家，连亘望，新旧杂糅”，古旧书店与新书店共处市场经营的局面。士夫学子虽然对所谓西学尚未确切认知，但是趋赴之心却是空前热烈，争购如恐不及。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载：“京师书贾亦向沪渎捆载新籍以来；海王村各书肆，凡译本之书无不盈箱插架，思得善价而沽。”[23]同时，上海新兴书业书局也在京师设立分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扫叶山房、会文堂、点石斋、锦章书局等，采用较为现代的经营方式销售图书，新书业日趋兴隆。
西学书籍也由各种渠道流入学塾，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北京得风气之先，成为发展高等教育的表率。1907～1909年，北京高等学校有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法政学堂、八旗高等学堂、满蒙文高等学堂、顺天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7所，总计教员145～177人之间（其中外国人22～27人），学生在1478～2122人之间，数量呈逐年增加态势。[24]学生竞相购买诸如《原富》《天演论》《法意》等书刊，学堂也就成为传播这些新式读物、西方文化思想的主要场所。西方思想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自尊、自治、公德等随着阅读大众媒介的图书传遍读书人的脑际，进而又推动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
三、维护书市繁荣的北京书业行会
北京图书市场繁荣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书业同行成立了书业行会。北京书业行会组织出现较早，至晚清时期已趋于成熟。书业同业行会主要是为维护书业同行利益，化解同行之间的纠纷，资助暂时贫困的同行等。后来书业行会的权力加大，如其工作之一是帮助政府办理税务，另据书业经营的需要，做维护版权之事。如遇有侵犯“版权”者，业中人无需办理任何手续，即前去抄没。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载，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江西省书贾先在东琉璃厂路北火神庙内建立文昌馆，排斥其他省份书贾参与。于是，在同治初年，又由河北省人徐志沺、刘清淮等人在宣武门外沙土园火神庙内建北直文昌馆。
同治三年（1864年）刊行的《都门汇纂》中载，“会馆各行”之部有“文昌馆在琉璃厂沙土园内路西”以及“书行成立，以为酹神议事之所”等记载。此为北京书业公会的前身。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廿一日，北京书业商会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成立，建机构经典国学书库，设正副董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所立的文昌会馆碑文，其内容如下：“北京旧有书行，向分南北之域，南人极多，北人甚少。每逢开会，诸多不睦。于是北人徐志沺、刘清淮、魏显泰者，始创其端，广为筹划，特恐大厦之成，非一木所能支，遂纠集各铺伙友等，合伙凑钱，于同治三年（1864年），置买沙土园路西火神庙一座，在其内添建北直文昌会馆，名为公会之地。然庙内住持不敢显然将庙卖于外人，而徐志沺者，锐意为公，甘改其姓，仅名志沺，为僧多年终其身”[24]。
北京书业行会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有时还为政府办理税务等业务，对促进北京图书市场的稳定、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二十年（1931年），北京书业商会在社会局备案注册，名为“书业同业公会”。
四、结语
清代北京图书市场及变迁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折射出清一代社会的变化。图书市场由清初依托于定期的、分散的庙会、灯市、集市发展成为晚清常年营业的、集中的书店文化街；其发展也与清代各个时期文化思潮的演变密不可分，图书市场中经营的图书品种由单一的经史类图书发展成古旧书籍和西学书籍并存。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借助于属大众媒介的图书在北京，乃至全国快速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历史经验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启示，文化市场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政府管理应尊重经济规律，加以积极引导；同时要发挥行业组织的积极作用，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社会管理结构体制；在全媒体时代经典国学书库，如何更好保护以古旧书业为主要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正确应对当今西方文化思潮的传播，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直面的问题。(孙文杰)
注释：
[1]（清）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馀话[M].扬州：广陵书社，2007：209.
[2][19]王钟翰.北京书肆记[C]//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381,380.
[3]（民国）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二年(1933)本.
[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插图增订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392-393.
[5][18][21][22]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 [A].//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4：375-378.
[6][9]（清)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551.
[7]（清）陆以湉.冷庐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8.
[8]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 [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852-854.
[10]（清）王士禛.居易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1.
[12][14]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1，12.
[13]（清）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C]//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372-374.
[15]（清）方朔.枕经堂诗钞[M].清道光年间刻本.
[16]云间颠公.嫩窝笔记[C]//孙殿起.琉璃厂小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38.
[17]震钧.天咫偶闻[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163.
[20]于丽萍.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书业发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4.
[23]云间颠公.嫩窝笔记[A]//孙殿起.琉璃厂小志[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38.
[24]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1909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
[25]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北京出版史志（第二辑）[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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