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说起

早期的书籍，或刀刻、或漆书于竹简上，众简相连，编之以绳，故又“篇”、“编”、“策”（册）等称。孔子有“韦编三绝”之说。《汉书·艺文志》多称“篇”，即其义。偶然也有称“卷”者，早期多指帛书，即墨子所说的“以其所行，书于竹帛。”中古之后，随着纸张的普及，古籍图书日益丰富起来。晋代左思《三都赋》出，洛阳为之纸贵；河北造纸也名著一时；山东地区，还出现了左伯（纸）。南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此后多称卷，如《文选序》：“都为三十卷。”李善注各卷下又有天干编次，如第一卷有“赋甲”二字，李善注《文选》以篇幅过大，析为六十卷，并在此二字下注：“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以十干编次的还有宋代洪迈《夷坚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此外，有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编次者，有用《周易》“元、亨、利、贞”编次者，有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编次者，有用“王侯宁有种乎”编次者，更有用千字文编次者，种类不一而足。

装订亦有多种多样，早期是卷轴装（卷子装），存世的大量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卷轴装往往用一张空白纸的书叶来包裹，保护卷首。中唐以后又出现了经折装，将写好的长条卷子按照一定行数均匀地左右连续折叠起来，前后再加书皮保护书叶。蝴蝶装大约出现在晚唐五代，其装帧方法是将印好的书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背面向外、折口向右集齐作书背，形成书芯。书背用糨糊粘连，再用一张厚纸作为书皮包裹书背。南宋时期又出现了包背装，是针对蝴蝶装翻检时容易散落的缺失而创造出来的。具体方法是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齐作书口，并在书背打眼订捻，形成书芯。明清以后，通行的线装古籍装订方式，通常打孔穿线，装订成册。如果没有裁切，就称“毛装本”，但多数经过裁切。为了保护线装古籍，通常要加书套，如帙、函、套和夹板等。帙，又作“袟”“袠”，多用于卷装书籍，即在书册前后包装有空白有色的纸张，用来保护书籍，古称书衣；函，也称“匣”，是册叶书籍的防护用品，由帙转化而来；套，又称“函套”；夹板，就是用两块面积相等的木板将书籍保护起来。此外，还有封面，多在封皮内的第一页，通常四周印有边框，中间刻上书名，右行为编者，左下方通常刻有某某藏版或梓行。这是鉴定版本的一个重要依据。

书首、书根、书脊、书口是指书的四周部分。包角是对那些比较珍贵的书，在装订时用湖色或者蓝色的绫子将书角包起来，起到保护的作用。在江南，许多藏书家往往不用包角，因为容易生虫。书签或是纸制的，也有用丝织品的，用来题写书名。有的书签会特请名家书写，显得美观典雅。

翻开古籍之后，随之展现的是版框。书版四周的界限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为“下栏”，两边为“左右栏”或“双边”，单线叫“单栏”或“单边”，双线叫“双栏”或“双边”。行格栏线多数是黑色的，但也有朱色，以醒目区分。如明代《永乐大典》就是这样。鉴定版本时，应特别注意行款，即版面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行款通常以每半页计算，称“每半页若干行，行若干字”等。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行款往往不同。清代江标著有《宋元行款表》用来考证版本。古籍每一版中间折缝处称为“版心”或“书口”。书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的称“白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细的称“线黑口”或“细黑口”；刻在上栏下的叫上黑口，刻在下栏上的叫下黑口。版心中间往往刻有书名、卷次、叶数。在版心下方还常刻有书铺名或刻工名。象鼻指黑口本版心上下的黑线，如同象鼻垂在胸前。版心折缝处还常常刻有各种符号，形似鱼的尾巴，故称“鱼尾”；种类也有黑鱼尾、白鱼尾、线鱼尾或花鱼尾。

耳子是刻在左栏或右栏上角的一个小长方格，通常刻有小题，应当是为了线索方便而设。很多古籍，版刻时常常有“黑钉”，表示缺文。有的字还用线圈起来，称“墨围”，表示注疏或小标题。有的时候，古籍常分有大题、小题，类似于现在的章和节。还有的古籍常有名人序跋，书铺的书牌子、收藏者的藏章及印记等，这些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林申清编《宋元书刻牌记图录》，收录65家92种104幅宋元刻本牌记。其中，上编为宋刻本，凡38家51种，分官刻、家刻、坊刻三类；下编为元刻本，凡27家41种，前有题解，后有书影。张振铎编《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辑录了上自唐代、下迄清末的部分古籍刻工姓名，对于版本鉴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古籍的种类繁多，根据刊刻时代，分唐卷子本、北宋本、南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清刻本等。根据刻书单位，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根据刻书地区，分浙本、闽本、蜀本、高丽本、东洋本、越南本。浙刻又可分为衢州本、台州本；闽刻又可分为建阳本、麻沙本等。根据雕刻质量，分精刻本、写刻本、丛书本、道藏本、抽印本、翻刻本、影刻本、递修本等。根据雕印前后，分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根据字体大小，分大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根据颜色不同，分蓝印本、红印本、朱墨本、套色本等。根据增删批校，分增订本、删节本、足本、批校本、注本等。根据活字印刷，分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磁活字等。根据各种写本，分唐写本、明写本、精钞本、影钞本、毛钞本、稿本等。根据文物价值，分孤本、秘本、稀见本。我们从事版本叙录的写作，通常包括书名及其卷数、作者的字号、版本状况、内容提要等。因此，了解上述基本术语概念，是很有必要的。当然，版本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上述术语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的情况往往更加复杂，只有到实践中才能有更切实的感受，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

古籍的刊刻

20世纪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这样描述宋代文化：“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项发明广泛运用于宋代。这三项发明连同汉代发明的造纸术对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其中，印刷术的发明，把人类智力创造加以物化，对于知识创新、整理、积累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在实质意义上提高了人类的文明水平。

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包括两大类：一是雕版印刷，一是活字印刷。根据现存文献考察，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到唐末雕版技术已广为应用，且达到很高的水平。今天尚能看到唐人刊刻的金刚经画像，就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而成的。此外，西安、镇江、阜阳、无为等地唐墓中发现雕印《陀罗尼咒经》六件，显示了唐代雕版印刷的较高水平。对此，宿白教授著有《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有详尽的考述。宋代开宝八年（975）吴越王钱淑主持刊印的《陀罗尼经》则显示了宋代浙刻本的鲜明特色。至今保存下来的北宋早期刻本，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中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已经成为镇馆之宝。福建刻书大约始于12世纪初叶，福州东福寺雕印的《崇宁万寿大藏》大约是福建大规模刊书的发轫之作。此外，河南开封、山西临汾、四川成都等地，在宋元时期也是刻书兴盛之地。宋元以来各地的刻书情况，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黄慈博《广东宋元明经籍椠本纪略》、佚名《福建板本志》、松风室抄本《宋本考：蜀刻纪略》等收录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撰写的有关福建、四川、浙江、广东等地宋元以来刻书历史的专门著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将上述著作汇编成《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关于宋版书的著录题解后代出版了很多种，其中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详细记载宋版书的版刻、形制、刊时、刊者、卷数、行格、存佚、纸墨、字体及传承流布、后人校勘等情况；陈鳝《经籍跋文》19篇，考订诸书得失存佚情况；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系对明清两代翻刻宋本书历史的综合考察；岛田翰《古文旧籍考》卷为《送椠本考》研究宋本专著；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袁克文《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均对宋本书作了考察；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则是五代两宋国家刻本的历史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辑录上述诸书为一版，成《宋版书考录》。

当然，雕版印刷，每一页都单刻木版，每一本书都要单独雕刻，既费时，成本又高。随着文化普及的需要，书籍的流通越发频繁多样，传统的雕版印刷业显然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发明了更为便利的活字印刷术。这种活字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给文化传播带来极大方便，使书籍文化走向民众、走向市场成为可能，因此它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创造了文化的新类型，并将传统文化推向新的阶段。

由于知识积累和印刷术发达，在学术文化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便是宋元以后对中国典籍的集大成式的整理。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六爻古籍书，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值得铭记：一是汉代对于先秦典籍的整理，二是宋代对于前代典籍的整理，三是清代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的总整理。今天能够看到唐及唐前的典籍，汉人之外，最主要的功臣是宋人。他们编纂了许多文学总集、史部汇编及大型工具书，至今仍然是学人案头或公共图书馆必备的工具书，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册府元龟》《乐府诗集》《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都出自宋人之手。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刻印前代的史书、文集及众多先秦两汉诸子著作。宋代对于古籍刊刻和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日本、朝鲜等也在自己的国家刊刻了大量的古籍，人们习称“和刻本”和“高丽本”，可见中国的雕版印刷在亚洲影响之巨。印刷术经由波斯传到埃及和欧洲，14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木板雕印的纸牌、圣像、经典和拉丁文课本，德国谷腾堡在公元1456年率先在欧洲用活字印刷“圣经”。四大发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视境，以此为出发点，人类逐渐走出各自的区域，开始认识到全世界之所谓“全”的意义所在。

如果想要详细了解中国古代的刻书情况，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9年版）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用笔记形式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及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叙述古代活版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以及各个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书林掌故等。此外，杨绳信的《增订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瞿冕良的《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等都是非常实用的工具书。前者分宋元版刻、明代版刻、清代版刻、活字与套版等四个部分，并附录宋元明清四代抄本、收录了相当丰富的古代刻书家的资料。后者收录刻书家、抄书家8000余条，刻工一万余条，版刻名词600余条，参考工具书300余条，便于查找。不足之处是，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来源于各种参考工具书，没有经过目验。

古代书籍的流通，当然主要依靠书铺。清代以来，北京、上海自发形成了许多书籍集散中心。王渔洋《居易续谈》说道：“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六爻古籍书，余惟琉璃厂间有之，而多不见。”由此而见，清初，现在的前门为当时书肆中心，琉璃厂亦已出现书铺。清代学者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撰写《琉璃厂书肆记》，记载当时书铺30余家。而据晚清缪荃孙著《琉璃厂书肆后记》、民国时期的孙殿起著《琉璃厂小记》、当代沈念乐主编的《琉璃厂史画》等书记载，光绪初年约有书铺200余家，古玩字画碑帖等店铺50余家。1952年建立中国书店，1958年公私合营，111家古籍书店合并到中国书店旗下，古籍图书业务均归中国书店经营。1982年出版的《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1992年又出版补编）记载了中国书店的业绩，其中不乏宋元版等稀见本。近代古籍整理出版，首推由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孤本元明杂剧》《涵芬楼秘笈》《丛书集成》等大型丛书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体现了民国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中华书局原本是综合性的出版社，从1958年起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文》《全唐诗》《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乐大典》等经典文献，特别是集合上百位专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古籍的整理也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除了传统的校注之外，还在过去影写的基础上通过照相技术，将古籍原样影印，使得大量古籍得以化身千万，存真流传。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1911-1984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选录了442篇专家撰写的专谈该书版本的序跋。姜亚沙《影印珍本古籍文献举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在已经影印出版的上百种古籍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73种加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