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和中华精神形成的基本根源，也是每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给予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从书法、诗词，到朗诵、阅读，再到穿汉服、拜孔孟……国学热、诗词热已从学校扩展到社会，从线下传递到线上，读经班、学堂、私塾的迅速发展，各类古诗词新媒体的活跃，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学的持续升温。
国学经典是我们应该大力传承的瑰宝，到底什么样的学问可以称之为“国学”？我们在今天开展国学教育面临着怎样的困难？传播国学是采用传统手段还是运用现代科技？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听海峡两岸国学专家们怎么说。
对话嘉宾
曾春海（台湾）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
学系教授
祝安顺
中华书局编审、重庆国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冯哲
四海孔子书院创办人、院长
李克
崇贤馆馆长、出版人、国学讲师
石咏琦（台湾）
海峡两岸著名培训师、
作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问题一
应该怎样理解“文化自信”？
曾春海：
中国崛起，我们逐渐建立起文化自信，这令人骄傲。从经济到军事再到科技，我们有了建立文化自信的良好外在环境，可是还缺乏内在的生机。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先生的话，我们应该“灵根自植”，就是说我们要有对中国文化自觉性的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石咏琦：
文化自信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对思想信念的坚守，这让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整体的文明素养得以提升，到达比以往更高的高度，都需要坚定文化自信。
李克：
国家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提出文化自信，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同时又是对往古来今的中华文明深切的价值关切。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我们原有的文化底蕴直接相关。在践行文化自信方面，要进行两个层面的思考，一是要正确厘清文化自信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二是要重新建立对教育的自信。
冯哲：
树立文化自信，需要我们首先确立文化的主体性。我们曾经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因为不自信，我们热情拥抱西方国学古籍经典app，以至于丧失自我。今天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就应该回归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文化的主体性。一旦确立了文化的主体性，中国人就找到了精气神，然后我们再以更加从容、谦卑的方式，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传统可以让一个人更有生气，更具创新精神。
问题二
如何定义“国学”？
石咏琦：
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是中国从古至今人文思想、生活方式的总和，它包括了音乐、美术、舞蹈、文学等方方面面。
曾春海：
学国学要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转化。我们需要有辨别的能力，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也要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在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同时，也要学习印度文化、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等其他文化。学习不是照搬、不是移植，一定要消化吸收之后再转化。在消化和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精准地捕捉对方的优点，更要正确地认识自己，让自己站稳脚跟。
李克：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国学”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汉书》等都有“国学”的概念。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有学者认为源自日本。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思想界的部分人士提倡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国学”之称。
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此后有很多学者也有关于“国学”“国粹”等的种种论述。自“西学东渐”之风兴起后，为了区别“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一国学概念。
国学在今天确实需要重新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对国学的理解也不同。对于国学概念的定义，我想应该由国家来完成。我个人认为，国学是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学问，它包括文化的认同感、文化的主体性，这些是最核心的部分。国学渗透于我们的教育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冯哲：
给国学下定义是一个误区。定义追求精准性，这是西方的理性思维，要求凡事必须有定义。但中国的学问不是这样，至少我们不这样说。如果一定要给国学下定义，简而言之，国学是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国学不仅是指经史子集、文献经典，还包括生活民俗、思维方式、法律条文、国家制度等等，甚至我们今天吸纳的西学，很可能在未来也会成为国学的一部分。
问题三
当前国学教育面对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需要政府、学校、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相关机构作出怎样的努力？
李克：
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已经被重建。我们首先要建立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相关机构要作出努力，共同推动国学教育。
曾春海：
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国学知识，不是国学常识，而是要注重如何把它吸收内化成为人文教养，让人们注重心性修养，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国学教育应该努力的方向。
石咏琦：
在中国大陆工作生活的这十年间，我发现国学教育有两个问题：一是过于商业化。现在各式各样的学院多如牛毛，拜孔子、穿汉服、朗诵经典，几乎采用相同的形式。第二是国学教育需要科学化。例如，以慕课教育为代表的在线教育便是其中的一大发展趋势，大家使用手机、APP等也成为常态，如果大家每天在看手机的时候可以用几分钟浏览文章，了解一点国学，久而久之，也能学到不少国学知识，但我们在进行国学教育时，还在使用传统的方法，效率就差了很多。
冯哲：
国学教育在今天面临着很多障碍。当西学已经成为国家的集体无意识的时候，我们对待传统教育就要运用传统的方式。钱穆先生也讲，对传统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但是很多人却是在检阅国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国学的内在。
学国学重在吸收中国经典文化的精髓，重在培养兴趣，重在提高国学素养。国学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文化的部分，其次是教育的部分。但是我们今天无法用基于国学本身的方式去体正国学。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中国人继承传统的热情丝毫不减。
在我看来，振兴国学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体制外，要恢复学在民间的传统；二是在体制内，要给国学教育留有空间。学国学要按照学国学的方式来学，不可以功利化。
问题四
《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呼之欲出，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将给国学文化交流带来怎样的影响？
祝安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精神生活相应提高，《公共图书馆法》的实施，以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即将到来，都会为国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当然，必须认识到国学文化只是图书馆知识的一部分，是全民阅读的一部分，不代表全部国学古籍经典app，也不代表国学文化可以忽视，而是要恰当地予以其应有的重视。
石咏琦：
推动全民阅读的国家战略，旨在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国学文化交流活动必定会越来越红火，原因有三：其一，阅读不是乱读。只有在专家、学者、老师、作者等人的指导和引导下进行阅读，才可能达到“多读书、读好书”的目的。
其二，国学是中国人的学问。过去十年，国学热潮长盛不衰，媒体民间都热衷学习，日后必定能借助《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政策，推动国学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其三，“惠台31 条措施”明确规定鼓励台湾学者来大陆讲学，并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国学专家学者此后会有更多机会来大陆交流。由此可以预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必将会对国学文化交流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并且在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问题五
两地国学在青少年传播中，有哪些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
石咏琦：
台湾的“国学”一词，偏重古典中国文学的经史子集；大陆的国学则泛指一切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研习。两者的定义不尽相同。另外由于两岸社会发展状况不同，台湾对青少年偏向感动与感化，大陆则偏重教育与教化，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台湾人对古籍与传统文化的发扬侧重捕捉探索心灵；大陆热衷国学的目的，则在凝结聚集智慧。
此外，台湾青少年不爱学习深层厚重的古籍，喜欢具有科幻创新、与国际接轨的文化交流；大陆青少年则以会背诵、会考试、会总结为上乘人才。
据此，同样是中华儿女， 如何能将青少年的左脑右脑同时开发，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未来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建议以共同制作参与的“戏剧同台、乐曲共演、古典共舞、佳景共赏、手艺共赏”的方式进行策划执行。
祝安顺：
海淀图书馆（北馆）近日举办了“两地国学文化交流月”活动，两地专家就两地青少年国学教育进行了交流。海图北馆能举办这样的活动，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值得肯定和推广。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同根同源，都有义务传承好民族的文化，在教育系统内播下种子，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这是两岸教育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使命，这是必须强调的第一点。
其次，在具体的问题上，两岸应该本着平等交流、虚心学习的态度，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问题六
除了传统的途径外，宣传国学，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是否可行？
石咏琦：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新媒体、APP、微电影、游戏等方式传播国学是必然也是必要的手段。目前，世界上有一半人口都已经用听书、看简书、线上阅读和直播的方式取代传统的翻阅古籍；职场人士与社会精英也都纷纷走入微课堂。这些趋势不可避免地让国学也必须具有现代性、时代感，能融入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与习惯中去。
个人的建议有三点：第一，通过社交网站平台，让公众快速获取公共图书馆的线上阅读信息。第二，鼓励专家学者运用公共平台举办阅读俱乐部活动或者读书会。第三，举办国学如何应用高科技的研讨会，集思广益，并对有价值的想法和建议给予关注并孵化、赞助。
祝安顺：
我认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诞生就是为国学文化传播准备的，国学文化传播离开了互联网，将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因为国学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由于几代人的中断，国学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需要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开始，所以互联网的诞生，恰恰为国学文化的整体传承提供了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传播路径。没有比互联网传播国学文化更好的路径了，只是这个过程还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选择精品国学文化，通过互联网传播下去。
记者：孟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