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全书》不收录《聊斋志异》问题摘要：本文据纪昀对《聊斋志异》之批评，《四库全书》收录典籍原则，《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收录典籍标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对《聊斋志异》之评价，解析《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不收录《聊斋志异》问题。关键词：纪昀批评《聊斋志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聊斋志异》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负暄絮语》载：《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其流传之广，盖可知矣。然不为《四库》说部所收。当时此书，确曾流入宫禁，深荷嘉叹。继以《罗刹海市》一则，含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儿装，乃言满俗，与夫美不见容、丑乃愈贵诸事，遂遭摈斥。[1]172《罗刹海市》确有所寓，其异史氏曰慨叹“花面逢迎，世情如鬼”，“显荣富贵，当于蜃464，其中即透出讥刺世态，抒发牢骚之意；然说其中“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似未必合于蒲氏之旨；而说因《罗刹海市》一则“遭摈斥”，致《聊斋志异》不为《四库》说部所收，似亦牵强。那么，《四库全书》何以不收《聊斋志异》？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之一的纪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有关《聊斋志异》的评价，直接或间接地道出对《聊斋志异》的看法，个中透露出《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不收《聊斋志异》的信息，可供我们参酌。
纪昀对《聊斋志异》有明确批评意见，其门人盛时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为《阅微草堂笔记》之《姑妄听之》作跋称：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颍?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r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472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主要涉及二个问题：一是“一书而兼二体”问题，一是叙事“随意装点”、“燕昵之词、?r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问题。所谓“一书而兼二体”，指《聊斋志异》一书中包括两种体例：一是小说类，一是传记类。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之一，纪昀有明晰的体例意识，在《四库全书》分类体系中，史部分为十五类，传记居于第六位；子部分为十四类，小说家居于第十二位；在这样的分类体系中，传记与小说的分野是显而易见的。何谓传？何谓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史部传记类二称：案传记者，总名也。
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基于这样的文类观念，纪昀将《飞燕外传》《会真记》（即《莺莺传》）之属视为传记类。当然，将《会真记》之属视为传记类，并非始于纪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李?P等奉敕监修《太平广记》，其中第卷为“杂传记”，收录《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杨娼传》《非烟传》《灵应传》计14篇作品，明确将《莺莺传》视为传记类，――虽体例采史家传记体，但内容自有别于正史，故称之为杂传记。《四库全书总目》称《太平广记》“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聊斋志异》的著述方式显然不同于《太平广记》，它是蒲松龄的个人小说集（其中个别大夫》署“毕载积先生志”等）。在纪昀看来，《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兼收小说与传记；而《聊斋志异》既属蒲氏个人著作，体例自当统一、一致，然《聊斋志异》既有子部的小说类，又有史部的传记类，体例太杂，因而提出质疑，其实就是批评蒲氏之作不合著书矩?E。纪昀所称《飞燕外传》《会真记》，目下学界视之为传奇、传奇文或传奇小说，乃文言小说之一类；现代小说研究者们的这一看法，主要是接受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观点；胡氏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将小说家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传奇之例，胡氏谓“《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282，胡氏小说六分法中最有价值的当是区分了志怪、传奇二类，以至现在的文学史、小说史论六朝小说必称志怪、言唐人小说必称传奇。
对于胡应麟的小说六分法，四库馆臣并不是不了解，但四库馆臣并不认同胡应麟的小说分类。《四库全书总目》分小说为三类：“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鲁迅分析、比较《四库全书总目》与胡应麟的小说分类称：“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抄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那么，《四库全书总目》何以“传奇不著录”呢？我以为有一重要原因就是胡应麟所谓的“传奇”类，在四库馆臣看来乃属传纪类，不合小说体例，不能算作小说，自然也就不著录了；四库馆臣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借鉴了宋明以来的目录学著作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百川书志》等的相关载述，因而我们不必苛责。纪昀称《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这个“二体”乃指小说体、传记体；这一点，在清人那里似无异议，但评价却不同。冯镇峦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读聊斋杂说》在引述纪昀批评之远村曰：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将史学，其生趣不逮矣。
[2]15冯镇峦承认《聊斋志异》存在一书兼二体，也认为这“有乖体例”；但另一方面，冯镇峦又强调，《聊斋志异》正因“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才显出“精神”，不但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阅微草堂笔记》“颇无二者之病”，然“生趣不逮矣”。显然，冯镇峦将“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作为《聊斋志异》获得成功的重要诀窍，强调惟其如此才凸显出小说之“精神”、“生趣”，这已涉及到小说的审美问题。关于《聊斋志异》叙事“随意装点”、“燕昵之词、?r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问题，实包含两层批评意思：一是叙事太详但不合情理；二是“?r淫导欲之嫌，有乖名教。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称：描写太详。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许多事，本人未必肯说，作者何从知之？[5]334鲁迅先生的这一解释，切合纪昀之意；目下有些论者据纪昀谓小说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之语，认为纪昀反对虚构，似不合纪氏之意。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提要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在四库馆臣观念中，小说内容往往真伪并存，不少小说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因而具有补史、资考证的作用，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称：“司马光《通鉴》，《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采及《飞燕外传》《开元天宝遗事》以为考证之据，足证小说中有些内容不诬。又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一《金华子》提要称：“观《资治通鉴》所载宣宗对令狐?、李景让禀母训、王师范拜县令、主式驭乱卒诸事，皆本是书，则司马光亦极取之。”司马光汲取《金华子》著《资治通鉴》，说明小 说内容之真实、可据。另一方面，不少小说内容荒诞不实，显然含有虚构因素，如《四库全 书总目》史部载记类存目《南唐拾遗记》提要称：“国朝毛先舒撰。„„师子国王一条，鬼魅 现形，乃小说荒唐之语，岂可以补正史？”据毛先舒自序，此书“略采宋江南遗事诸不见正 史者”而成，四库馆臣评之“皆习见之事，无一异闻”，尤不满书中载有鬼魅现形之类的荒诞 内容，斥之为小说荒唐之语。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五《异林》提要称：“至 于薛嵩梦虱报恩，西王母论汉武帝语，小说诬词，皆竟据为实事，尤不足取。”《异林》为明 支允坚撰，其论称飞燕、合德无损于汉，妲己、妹喜皆不白之冤，兼及西王母论汉武帝语， 四库馆臣斥支氏之论“偏僻”，责支氏据小说为实事，“尤不足取”。以上论述反映出一个事实， 即在四库馆臣看来，信实与荒诞不经并存于小说；也就是说，小说既可以写实，也不排斥虚 构。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三《剧谈录》提要称： 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 考证其得失耳。 纪昀无疑是认同上述论断的，且这一论断符合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实际情况；那么， 由此我们很难得出纪昀反对小说虚构的结论。 应该说，纪昀对小说虚构问题的认识颇为复杂：出于对小说补史阙、备异闻、广见闻、 资考证等功能的认识，纪昀并不倡导虚构；出于对小说关乎风教、有裨劝戒功能的认识，纪 昀对怪诞之事、虚构之笔是不反对的。当然，纪昀强调小说虚构应合乎情理，而“不比戏场 关目，随意装点”。《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飞燕外传》提要称： 刺史、州郡、为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弟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大抵皆出于依托也。且闺帏?r 亵之状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将史学，?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 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 四库馆臣认为，伶玄所叙“闺帏?r 亵之状”，不合于情理：其一，此“闺帏?r 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冶城客论》提要称：卷末《鸳鸯记》一篇，述施氏妇闺阁幽会之事，淫?r 万状，如身历目睹。此同时士大夫 对于陆采所叙“施氏妇闺阁幽会之事”，尤其是其中的“淫?r万状”，四库馆臣同样表示 质疑，即这些内容“谁见之而谁言之”？陆采既未见之，也不可能有人见之而向其言之，则 “如身历目睹”般之描写就显得不合乎情理了。
现在看来，对史官叙事作如是要求，大概不 算过分；对小说家叙事作如是要求，就未免胶柱鼓瑟了。问题是，在四库馆臣意识中，小说 家乃子部之一家，旨在“立说”（《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 也”），子书自然不排斥虚构，但对于虚构的限度还是别有考虑的，那就是要合情合理，这种 认识无疑是由观念导致的。而纪昀对《聊斋志异》叙事不合于情理的诘责，正源于这样一种 观念。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描写“?r 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还包含另一层意思， 即此类描写、叙述，难免有诲淫导欲之嫌，有乖名教。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序中强调小说 “有益于劝惩”，也就是注重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因而《阅微草堂笔记》中绝无“燕昵之词”， 狎之态”。不过，《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故纪昀对此颇有微 辞；他对《聊斋志异》的批评正见其一端。盛时彦于嘉庆五年（1800）为《阅微草堂笔记》 作序云： 《滦阳消夏录》等五书，椒诡奇谲，无所不载；?惭箜?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 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渐归堙没。而 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 盛时彦批评的“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就包括《聊斋志异》及其摹仿之作； 盛氏在此批评、指责的，显然是小说的内容问题，而不是写作技法问题。盛氏的这一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