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典范性，前人多有论及，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实则《史记》的开创还不止于此，自司马谈、迁相继纂修《史记》之后，父子接力修史也成为我国史学尤其是正史修撰的一大传统。班彪班固班昭《汉书》、姚察姚思廉《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南史》《北史》等，皆为父子接力所修，以数量论，几占二十四史的三成。清人朱彝尊将此总结为家学（《曝书亭集》）。

或许因为是“成一家之言”的父子家学，《史记》对于择录“父子相知”的历史是非常热心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奢赵括父子即为一显例，赵括幼习兵法，大言炎炎，在口舌上占尽父亲上风，可赵奢对妻子说，兵者死地，而赵括却说得轻而易举，他若做了将军，必然毁掉赵国。很不幸，赵括还是做了将军，也果然在长平之战中葬送了赵国四十万军队。《楚世家》载伍奢对儿子伍尚、伍子胥之了解也令人叹服。楚平王欲杀伍奢，为斩草除根，诱骗伍奢二子前来。伍奢从二子的秉性出发，断定长子伍尚会回来，而次子伍子胥必然逃亡，且预判“为楚国忧者必子胥”“胥亡，楚国危哉”。果然，伍尚返回与父共死，而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来助吴攻楚，破郢都，把平王掘墓鞭尸，既报家仇，也佐证了父亲的知子之明。

以上两例父子相知，都颇为传奇甚至是神奇，这与《左传》中那些智者的屡言屡中颇为相类。

若论最合情理的父子相知左传是二十四史，可推《越王勾践世家》之范蠡。范蠡扶助勾践成功灭吴后，移居陶地经商成为大富翁，是为“陶朱公”。范蠡育有三子，老二因杀人被囚于楚国，他本想派老三携带千金前往营救，但老大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且得到了母亲支持，所以改由老大前往。范蠡嘱咐老大把千金和自己的书信都交给朋友庄生，听任其设法营救。到楚国后，老大一面把千金和书信交给庄生，一面又自掏腰包到公卿贵族处活动。庄生施展手段，以天象变化游说楚王大赦。大赦令下，老大以为与庄生无关，就去讨还千金。庄生无意于钱财，本想事后归还范蠡，却因老大的做法觉得自己被羞辱，遂又去游说楚王，使得范家老二在赦令生效之前被杀。老大回家报丧，范蠡对家人说，我早就知道他救不回老二，他不是不爱弟弟，只是小时候过惯了苦日子，所以太看重钱财，而老三出生时我家已经富贵，一直过着奢侈生活，所以不会吝惜钱财，这正是我派老三去的原因。老大看重自己的责任，争着要去，最后却只能把事情办砸，这就是事情的道理啊。范蠡一生，算敌国算主君算家人，算无遗策，根源都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前人评论《史记》是“抑郁发愤”之作，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投射，与司马迁因李陵案受宫刑有关。此乃后世读者公认的。

在我看来，《史记》着意讲述“父子相知”的故事，也有“心理投射”的因素！《太史公自序》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并跟从孔安国、董仲舒读书学习，可以想见其中必然有父亲司马谈的意愿，并利用了父亲的人脉。又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一番年轻的壮游，就如同今天大家热衷的研学，也可以想见必有父亲的引导和鼓励。

司马谈不但给儿子提供平台增广见闻和学识，还深深了解儿子的性情，他的临终遗言也被司马迁载入《太史公自序》：“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番话，既道出自身的遗憾，又以继孔子纂成史记勉励儿子，更以“扬名於后世左传是二十四史，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提出了确切要求。临终遗言可谓司马谈的苦心孤诣，他知道儿子必然要继承自己太史令的职位，担心这个朴实激烈理想化的儿子一旦长伴君侧，极有可能遭遇人生大难而无法自全自处，所以以自己的遗憾、继往圣的理想，乃至孝道之大端预为区处，让司马迁能以理想和责任去面对可能的灾难。

我想，越是年龄增长，越是经历磨难，司马迁对父亲的理解会越深刻，所以司马氏的“父子相知”投射到《史记》中，就产生了赵奢赵括、伍奢伍尚伍子胥、范蠡与其子这许多父子相知的故事。北宋邵雍有诗：“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代书寄白波张景真辇运作》），司马谈、迁父子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