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文化大国，经过国人的努力与四库全书齐名的书，现今我们拥有许多文学著作，这些作品代表着我们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先辈们孜孜不倦的填充。笔者对于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感到自豪。但在十八世纪，也就是清朝的时候，西方国家也正式开始了文化的复苏。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化著作。本文笔者以《四库全书》对比《百科全书》带大家透视一下十八世纪中欧文化的差异都有哪些。
《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的组织结构
《百科全书》由书商布列顿等人出资,并负责获取书籍出版的“特许状”。以狄德罗为主编,达朗贝尔副之,撰写广告,征订用户,依照不同条目类别物色撰稿人。撰稿人受约后分散写作,截稿后交付主编。由主编统一整理、汇总稿件,等待图书审查机构的检查。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狄德罗亲自奔走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便督促撰稿人。尽管相当一部分作者并不在巴黎而在外省,有的作者甚至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完成自己的条目,但“百科全书派”并非一盘散沙,每位撰稿人都被“友情和对人类共同之爱连系在一起”。在编辑、撰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狄德罗通常使用第一人称“NouS(我们)”而非“Je(我)”,就是为了时刻强调《百科全书》的编纂事业是属于全体的,具有不可分性。每位撰稿人与主编狄德罗、副主编达朗贝尔是在平等融洽的气氛中共图大业,每个人的思想火花都被完好的保留下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和而不同”。
狄德罗
《四库全书》的组织结构：
《四库全书》的编纂沿袭了中国历代编修、整理文献的传统模式:开馆修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在京成立。这是一个集编、录、造为一体的机构,下分纂修、缮书、监造三处,为四库馆臣提供了一处良好的工作场地。其时重熙累盛,“山林枯稿之士,渝灵疏性,与夫世传旧法,专门名家,数十年来,莫不汇萃都下”,但并非每位学者都有幸跻身四库馆内。上至总裁官永路、总纂官纪晓岚、陆锡熊,下至数以百计的腊录、抄青,其入馆、出馆、奖赏、罚黔,皆唯皇命是从。《四库全书》成为了乾隆帝意志的体现,“四库馆亦是接纳乾隆帝贬斥之臣及安排贵胃子弟以示恩宠的场所。
乾隆帝
从两书的组织机构透视其差异
一、创作自由度的差异
就编纂过程本身而言,《百科全书》的编纂较少受到外部干预,除去获取特许状和接受报检两个环节受到政府干预外,几乎一切环节都是按商品价值规律和商业运作模式进行。主编与撰稿人在沙龙、咖啡厅交换彼此对文学、社会现象以及著述条目的看法,讨论的气氛是融洽的,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享有较高的创作自由。在布列顿“阉割”《百科全书》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狄德罗是多么珍视、尊重每位撰稿人的创作成果与创作自由。1764年,狄德罗发现布列顿擅自对《百科全书》进行了删减,剔除了部分条目,以使书籍顺利通过审查。一向儒雅的狄德罗勃然大怒,指斥书商扼杀了二十位正人君子的劳动!主编认为:对条目的删减,无异于对撰稿人的不敬与侮辱,使这部书籍成为平庸而无价值的拼凑。正是这种对理性、对知识的尊重,使得包括狄德罗在内的一部分撰稿人在生存环境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创作出散发着希望与活力的条目。《百科全书》撰稿人在撰写条目时拥有高度的创作自由,这是四库馆臣不曾享有的。
《四库全书》编纂的内在动力和主导力量是乾隆帝,因而纂修官们不得不试试揣摩圣意,如此势必影响创作自由。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非常忌讳汉人文集中出现“夷、戎、蛮、狄”等字样,下令删改类似词句,甚至写有“违碍之语”的碑文、石刻也被磨平、改写。以《契丹国志》的编纂为例:乾隆四十六年(1781),上谕纪的等人“依例改纂”南宋叶隆礼所著之《契月-国志》。乾隆帝下诏改纂此书,一方面是由于该书存在体例混淆、内容讹谬等瑕疵。而另一方面,叶隆礼在书中曾引用胡安国的论断,称劫迫其父、开城归降后晋军队的杨承勋“变而不失其正”。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存有“华夷之见”,芥蒂之心,故甚为厌恶。因此,纪峋等人在依例改纂该书的过程中,势必会遵循皇帝的思想导向,规避风险,断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免受惩。《四库全书》编纂者的创作自由度可见一斑。
百科全书创作者们的聚会
二、著述心理的差异
由于避免与政府以及法兰西学院等势力产生从属关系,《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并没有借编书之机,跻身政坛,获取高官厚禄的任何可能性。事实是,在参与编纂前,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早己蜚声海内。这些知名学者的著述心理极为单纯,那就是为后世呈现“一部关于古代哲学史的百科全书,同时还以更清晰的描述,更加准确,更为详尽地为我们展现了,它所身处的时代及在那之前的全部艺术,所有行业的状况”,使前人的丰功伟绩,不朽功业,不因年愈久远而淹没不彰。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呁、周永年等大部分编纂者也同样抱有上述想法。自明代学者曹学俭初步提出了“儒藏说”之后,无论民间还是官方,不断有学者提出保护古籍,编订“儒藏”的呼声。四库馆开后,钱大听、翁方纲、王念孙以及程晋芳等一大优秀学者进入馆内,参与修撰工作,历经寒暑,献身学术。与上述编纂者不同,乾隆帝的心理较为矛盾。一方面,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文化素养最高的君主之一,敏而好学,修纂大型丛书,汇集善本典籍,符合他的个人旨趣。另一方面,修纂《四库全书》有助于他达成“立言”的目标,同时又有利于统一社会思潮巩固统治。此外,皇权参与编书大业的负面效应是引发某些士子抱有投机主义心理,视四库馆为“终南捷径”。由于《四库全书》卷帆浩繁,故乾隆帝下令招募四百名腾录命“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擞者,各举数人”,应征者需要“自备资斧效力”,绩优者“准咨部议叙”。尽管需要自备资费,但业绩斐然便有望登入庙堂,加之“五征君”朱玉在前,故天下士人趋之若鹜。我们难以统计“自备资斧”将多少寒门士子挡在了四库馆外,但可以通过皖派学者戴震的生活片段来进行推测。戴震曾向段玉裁讲述自己早年的艰苦岁月:
“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奢飨,闭户成《屈原赋注》”
足见生活之窘困。由此可以推知,贫苦书生连维持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何来川资入京供职,致使能书者无力向隅,不善书法之人反而挟黄充选。因此,部分心怀“投机主义”心理的著述者不免揣摩圣意,曲意逢迎
三、编纂进度的差异
《四库全书》采用官修模式,各级官员悟尽职守,各司其职,加之乾隆帝作为“馆外总督导”,奖惩分明,使得“编纂机器”高速运转,确保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进度。乾隆三十八年五月,纪、陆二人因工作勤勉“着照憋勤殿翰林节赏年赏之例”,各得赏赐一分。同年八月,乾隆帝御览二人所进呈之书,“考订分排,具有条理”,“撰述提要,案然可观”,龙颜大悦,“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在奖励勤勉臣工的同时,乾隆帝还确立了问责制:对于编纂过程中出现的过失,每三月核查一次,总裁若错至三次,分校、覆校错至两次,均交部察议。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乾隆帝阅览四库馆所呈之抄录书本,发现其中疵谬叠出,勃然大怒,下诏责问:“该总裁等所司何事?”将总裁官蔡新等相关责任人交部察议。不仅对大臣如此,对皇子亦如是,皇八子永漩就曾因编纂过失被罚尚书棒禄六个月。此外,乾隆帝还担任了“总后勤”的角色,凡在四库馆行走的工作人员,无论总裁官、总纂官还是纂修官,都命福隆安派人“着照武英殿修书处之例,给与饭食”。有效的奖惩机制,充足的公努供应,凡此种种是靠变卖工具书以增加收入的狄德罗和抄写乐谱人卢梭难以企及的。
四库全书
自《百科全书》编纂以来,资金短缺的梦魔始终困扰着狄德罗,使他无法全心投入编纂事业。书商们每月支付的100里弗根本难以满足狄德罗及其家人在巴黎的生活所需:当狄德罗置身咖啡馆的时候,他的妻子却在用又干又硬的面包充饥。为了增加收入,他不得不一面处理编纂事务,一面创作出版了《论盲人书简》。然而此书付梓后,厄运接踵而至:1749年,狄德罗被冠以“写作、出版宣传自然神教和违反道德的文章”的罪名,押送到樊尚监狱,身陷图圈达3月之久,耽误了《百科全书》的编纂进度。从1751年到1757年七年间,《百科全书》先后出版了七卷,但狄德罗的经济状况并未因书籍的出版得到改善。这位主编自1759年起就以“漠然”的态度打算将自己辛苦购置的工具书,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古典作品、哲学、科学书籍在内的共计2904册图书出售他人,以增加他的收入并为爱女准备嫁妆。此外,由于没有建立必要的奖惩机制,加之主编与撰稿人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无法对撰稿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处,至使部分撰稿人拖稿不交。卢梭回忆与狄德罗共事时曾提到:主编希望每位撰稿人在三个月的限期内截稿,“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因此,《百科全书》的私修模式以及编纂者之间平等地位,使修纂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稳定的资金保障,没有确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对编纂进度造成一定影响。
结语：
《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组织机构的差异对两书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使两书在创作自由度、著述心理以及编纂进度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两种组织结构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适应十八世纪中、法两国国情发展需要,都是书籍的编纂方式之一,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但通过分析《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的组织机构,笔者发现二者分别反映了各自的国情,并不存在交替互换的任何可能性。
四库全书存放处
十八世纪的法国民众对王权的拥护呈现出下降趋势,王室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可谓江河日下。狄德罗等启蒙学者在将矛头指向封建势力的同时,断然拒绝将这部书籍依附于腐朽王权的卵翼之下,这便是《百科全书》采取私修模式的根本原因。然而,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法国迥然不同,在致力于打击朋党、结社的统治者眼中,任何性质的小集团都是不可能存活的。可见从两书组织机构透视出的十八世纪中欧文化差异与四库全书齐名的书，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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