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周易》的人，基本上还是从王弼注入手，可是已经不太读《周易正义》了。但《周易正义》其实是王弼著最好的辅助读本，本身又有很高的思想性，自唐朝以来，只要读《周易》，均由此奠基。为《十三经注疏》之第一书，不可忽视。正义，就是正确义理的意思。 这套书，是唐朝统一南北朝政局之后，一项思想文化上统一的大工程。由孔子的子孙孔颖达主编，把几百年来混乱分歧的五经之解释，梳理了一遍。 我觉得此一思想统合的工作，对我们这个预期统一的时代很有启发性，《周易正义研究》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因此，四十年前我就写过《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一本小书，对它做点研究。
一、易学正轨
我那书有两条史学的线索，第一是想说明易学史上三个大家搞错了上千年的问题：（一）王弼与汉易的关系，王弼真扫象吗？答案是NO；（二）南北朝易学之流布，是否如《北史．儒林传》讲的是南王弼、北郑玄？答案也是NO；（三）南北朝易学最后统合于王注，王注被唐代采为《正义》之依据，但唐人疏是否真依王，疏不破注？答案还是NO！ 第二，还要讲三个大一点的历史问题：唐人为何要大规模修纂《五经正义》，经典之再解释，对唐代帝国之意识统合到底有何作用？又显示了什么学术史的意义？ 以上这些是属于史学的，底下这三个问题则是哲学的：一，作为“三玄”之一，《易经》在魏晋玄学中之作用如何？过去大家只注意老庄，好像玄学就是老庄。二，大家都知道：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但佛家也开始解易，关注的人就少了，更有谁研究过它在义理上的是非？三，宋代理学，大家都推源于韩愈李翱，由中唐讲起。但理学家讲太极、讲理气、讲中庸、讲阴阳，是由李翱韩愈讲下来的吗？会不会都忽略了南北朝隋唐易学这一线索？ 我的书，处理的这些问题与所得初步之答案，极为重要，为昔人所未及知。但如今讲史学、讲哲学的朋友，似乎不甚读易，也不太知道我的研究成果，还在那里乱扯，颇觉遗憾。
魏晋间论易，发展象数者为陆绩、虞翻，黜象者为钟会、王弼。然王注本有扫忘未尽者国学史学 周易全解，当时人亦多以为象不可废。 嗣后梁陈国学并行郑玄、王弼二注，齐且唯传郑义；北朝以郑玄、王肃为主，河南及青齐间则有讲王弼易者，可见王氏扫象之说并未定为一尊。 孔氏《正义》综合南北，虽以王注为基础，但对象数之立场不同于王，发明卦爻义例、阐明象数、论十二月消息卦、谈卦气与六日七分，又据数言体，云初上无位、大衍六义，旁采易纬，于九六之外更言七八，可谓洋洋大观，补王正王之处甚多。昔人不知此基本立场，遽以为孔氏宗本王弼，疏不破注，以致胡涂了一千多年。 王弼注，于魏晋玄学中特胜。然今人但知魏晋为玄学为老庄，仿佛“经学儒学的汉代”与“老庄玄学的魏晋”适成一对比，遂由此制造了无数文章、无数学位职称。其实皆可笑。 玄学指一种治学之角度、方法、眼光，类似今天讲的“哲学”，并不只谈老庄或以老庄为主。这种方法，可讨论言意问题、历史问题、名教问题、自然问题等，超超玄箸，颇涉及形上层面及价值意义；与从前考礼制、诂文字、笺器数之类征实之朴学方法不同，所以才形成为一种特色。 老庄固然可以用这方法去讨论，《易经》也一样，此外，“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谈家口实”（王僧虔诫子书）“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说．言语），谈的东西多哩，哪就都是老庄？ 其中，易注在南北朝，可考者凡一四九种，其中即有许多濡染风气，采取这种方式论易。
但有趣的是：与老庄结合者并不多，主要是结合了佛教空宗义学。 早期格义，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但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孔颖达对此风气却是不满的，序文中明确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它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 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不论吸不吸收佛教，态度或方法都必是分判儒佛。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也一直不断，但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著只有蕅益的《周易禅解》。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有趣的历史呼应。 故此后的儒学基调，不由韩愈始开，不能从中唐辟佛或陈寅恪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 当代新儒家偏于理一边，像牟宗三先生一定要说顺气言性就是材质主义，显不出理来，须逆气才能显理、才能进乎德行之门。
大陆过去又常含糊笼统把讲气的都称为唯物论、讲理的都归入唯心论。其实皆大谬，这是由孔疏可看得明明白白的。 至于清人力攻宋儒之讲太极图、讲主静，说那些本于道教与佛教，也同样于孔疏隔膜太甚。孔疏也早已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又说：“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静非对动而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天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些，哪需要旁求于道教？ 总之，讲《周易》的人多重视些《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易学史、思想史就不会人云亦云，甚且可以重新勾勒体段了。
二、采撷南学
这里举个大思想趋势的问题来看：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后，大家都喜欢说唐代的北朝渊源。其实在思想文化上，南朝渊源才更重要。 你看《隋书‧元善传》即称善讲春秋，初发题，即为何妥所难。后来，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说神秀少为诸生，游学江表时，能通「老庄玄旨书易大义」。再后来，《新唐书》称柳公权：「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 此数人，皆兼通儒玄，又多讲书、易、左氏。则此数书殆皆为当时清言所萃，旨供讲论，非北方那种征实考证之学。《正义》也择用南学，风气正如张说以书易大义匹俪老庄玄旨。 儒玄合流，蔚为风气，故唐人所撰《隋书‧经籍志》叙道家曰：“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直接把儒道合起来说同出周官。《隋书‧儒林传》更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此他们纂疏五经，以南学为本，势所必至。 本来，孔颖达在隋，受业于刘焯，乃是北朝的学脉，故编此大书，不免常有宗奉师说之处。《毛诗正义》以刘炫《毛诗述义》、刘焯《毛诗义疏》为稿本，《礼记正义》全本皇侃熊安生，略加裁量，都是大家知道的事。刘毓崧《左传旧疏考正》更说他所删定者，谨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旧疏。可见其书“统合南北”国学史学 周易全解，自有采自北朝者。 但《周易正义》却不是这样。刘毓崧〈周易旧疏考正〉不知此理，以为《书疏》既多旧文，《易疏》亦然；且未审义疏之由来，遽以为疏不破注、孔不异王。于是《周易正义》中，凡跟王弼不同的，咸以为非颖达笔，为抄撮、为盗袭、为拼凑、为矛盾。全搞错了。 《周易正义》释义先以王弼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礼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其以王弼为本，也非即依循弗敢畔；诗书之全采二刘者，犹多削删，又何爱于一王弼？
三、通玄排佛
《周易正义》沟合儒道之外，另一立场是排佛。 唐代皇室虽然尊奉道教，但思想大势仍是个三教竞争的局面，所以每年都还举办“三教讲论”的辩论会。 在此局势中，儒家之策略是拉拢道家、抨击佛教。孔颖达即此中健将。 《周易正义．序》说：“魏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辅嗣注之于前，诸儒背之于后，考其义理，其可通乎？……今既奉敕删定，考案其事，必以仲尼为主；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 可见他于汉魏南北朝诸家，独宗江左；江左诸氏，又以王弼（辅嗣）为本。 但这毕竟是孔颖达的偏见或论说策略。他喜好王弼注，所以说江左传习，河北莫及。其实《隋书‧经籍志》曰：“（易）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南朝非惟不专用弼义，甚且曾废王而传郑。北方则《北史‧儒林传》言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又多讲王辅嗣所注。所记恰好与孔序相反。 故曰江左河北之分，未得理实；而王弼所注，亦非江南义疏家之宗本。所谓「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玄虚、义多浮诞。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谈，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以其为佛徒之言也。 盖东汉以降，谈辞云起，玄学与经学合流为一种，另一种则想和儒佛，如谢灵运〈辨宗论〉所谓佛主一极，孔言能至，合之而有顿悟之说者。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刻划瞿昙，唐突洙泗；齐书称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而时与僧人往还；讲法华之慧基，瓛与张融并申之以师礼，崇其义训；讲涅盘成实之法安，瓛与张融何胤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瓛有《周易讲述》，何胤有《毛诗隐义》等作。又如宋文帝以雷次宗主儒学馆，而次宗即为慧远弟子；王检论易，兼采郑王，而奉法瑗为师、举昙济以自代等等都属于这一路。 当时佛徒经常比附儒书，故论《易经》而有语及内住外之空者。颖达深恶之。
四、补正王注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前文曾提到一个术语“疏不破注”。 这是说替古书做批注的人，基本上是服务性质，是要让读者更清楚古书在讲些什么。所以不会去批评它哪里不对、哪里不好，只是顺著作者的思路与文脉去讲。疏，是对批注的再解释，当然也不会破注。 传统的理解即是如此。可惜，错了。一、义疏是一种魏晋以后发展出来的批注，不是对批注的再解释。二、学术工作，不可能曲意维护错误，如果作者或文本真的错了，当然会指出来，怎么可能“疏不破注”？ 孔颖达对王弼错误处，就多有补正。 补王，是因易理多涂，王所得者隘；王意所无，易理应有，当释而补之，以救其阙。如恒「亨，无咎利贞」注：「恒而亨以济三事也。恒之为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疏曰：
褚氏云：「三事谓无咎、利贞、有攸往」。庄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贞也。」注不明数，故先儒各以意说。
又、涣之象曰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譬之义，故言此以序之也。」又象曰疏：「风行水上涣者，风行水上，激动，波涛散释之象，故曰风行水上涣。」核论象数，皆王注所无，言以补之。 正王，是王所忽略或谬失者，补而諟正之，与补王略同，而义与王殊，非仅就王说稍事补苴而已。 如乾初九潜龙勿用，〈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王注：「不为世俗所移易也。」孔疏则云：「子曰龙德而隐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释潜龙之义。」骤视之，孔义似与王同，其实不然。孔以龙之象论，其背后有一套汉儒的气运说。所以孔解初九之爻象云：「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曰初九潜龙也。此自然之象。」王是不信这一套的。 马融曾说：「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芽，犹是蛰伏，故曰潜龙也。」孔疏本此，与王注之决不言阴阳及卦象者逈异。 又，文言：「终日干干，与时偕行。」注：「与天时俱不息」疏曰：“诸儒以为建辰之月，万物生时偕行者，此以天道释爻象也。所以九三潜潜不息，终日自戒者，同于长不有止息，与天时而俱行。若以不息言之，是建寅之月，三阳用事，三当生物之初，生物不息，同于天时生物不息，故言与时偕行也。” 十二月消息卦，建辰当春三月、建寅当春正月，都是汉儒遗说，孔之异王，这种地方最明显。清人批评孔疏“曲徇注文、墨守专门”，真弄错了。
五、综合南北
孔疏不墨守王弼的意义，在于综合汉魏南北朝诸儒易注讲述以释经旨。其所以调合南北、权衡上下者，不在于本王，而在于博收。凡汉魏南北朝遗文佚说之见诸正义者，凡二十六家，一六七条：
子夏易传 十二条 薛虞周易记 一条 孟喜周易章句 二条 京房周易章句 一条 马融周易注 十五条 郑玄周易注 廿七条 荀爽周易注 二条 刘表周易章句 二条 虞翻周易注 二条 陆绩周易注 四条 姚信周易注 五条 王肃周易注 十二条 何晏周易解 一条 董遇周易章句 二条 向秀周易义 一条 王廙周易注 三条 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 一条 刘瓛周易义疏 二条 顾欢王弼易二系注 一条 褚仲都周易讲疏 十九条 周弘正周易讲疏 十四条 张讥周易讲疏 六条 何妥周易讲疏 九条 崔觐周易注 一条 卢氏（拟即卢景裕） 一条 庄氏周易注 廿三条
凡兹采择，或以证成其义，或以训说其字，或补正王注之未审与训诂文义之总之是大综合以成其大创造，替唐代开一新格局，也为后来者开了门径。 举一个例子：《四库提要》尝分古来易学为两派六宗，以为宋之杨万里始开参证史事一系。杨氏《诚斋易传》二十卷，多本伊川而引史传事参证之。 然而我们若看孔疏乾上九，亢龙有悔曰：「故郑（康成）引尧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九以引用史事了。不特引史籍以证义，亦有引史以说义者，如乾九四疏：「若宋襄公与楚人战而致败亡」；九二疏：「若夫子教于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称大人」等等，也都如此。发展即在传承中，所以特别值得注意。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