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把《堂吉诃德》奉为经典名著，但是一开始《堂吉诃德》其实是一本笑话书。当时的读者读到书里面的故事，比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堂吉诃德把羊群当成强盗，桑丘为了不惊扰熟睡的堂吉诃德要脱了裤子放屁等桥段，是会捧腹大笑的。作者塞万提斯之所以这么写，也是为了能引读者发笑，然后书卖的多一点，让自己也更出名。

然而，彼时的“搞笑”往往会随时空转变而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好笑。同样一个笑话，在不同时代的读者眼里，好笑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幽默的理解也不一样。

在《堂吉诃德》的序言里，塞万提斯自己也是用“幽默”来自我标榜和推销。比如，一开头，塞万提斯就称他的读者是“闲逸的读者”，因为只有闲人才会去读一本笑话书。他还幽默地说这个小说“就如同我的孩子，虽然丑但还是我的孩子”。他还借“吾有一友”之口说:“读了这本书，忧郁的人会笑起来，快活的人笑得更多”。17世纪的读者喜欢《堂吉诃德》，基本上是把它当成一本笑话书来读的，并且包括塞万提斯自己在内，几乎一致认为作者塞万提斯“不学无术”，没正经。

到了18世纪，读者们在幽默之外，才开始关注《堂吉诃德》的教育意义和批判性。比如亨利·菲尔丁（Henry ）称赞《堂吉诃德》是一部值得学习和模仿的典型小说，对现实既有模拟，又有批评。亨利·菲尔丁自己的小说《約瑟夫·安德魯》（ ）也致敬了《堂吉诃德》。小说里有一个亚当斯牧师，是个心热肠软的书呆子，跟堂吉诃德一样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于是四处碰壁。菲尔丁通过亚当斯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同样具有讽刺意味和批判性。

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具有了悲剧性。此时的读者觉得，堂吉诃德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情愿自我牺牲，才落得既可笑又可悲的境地。海涅批评堂吉诃德说：“这位好汉骑士想教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以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这是我那时候的意见。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桩不讨好的傻事，那便是要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而且只凭一匹驽马，一副破盔甲，一个瘦弱残躯，却去攻打现时的紧要利害关头。聪明人见了这一种堂吉诃德主义，像见了那一种堂吉诃德主义一样，直把他那乖觉的头来摇……”堂吉诃德宁死也决不放弃理想，让诗人为之黯然神伤。于是堂吉诃德就从一个喜剧人物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一个满含悲情的英雄。

再后来人们对《堂吉诃德》又有了新的看法。比如，认为小说里的幽默只是表象，其背后充满深刻的隐喻和哲理，蕴含着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学征候。于是，幽默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对罗曼司进行戏仿和解构的文字游戏，从而方便借此展开对一些重要社会议题的讨论。

罗素就认为，对塞万提斯的任何严肃批评，都必须从作者对浪漫骑士的“多重戏仿”（ ）这一事实出发。在这里，罗素对幽默和戏仿做了区分，即幽默是效果，戏仿是手段。不同于辛辣、尖刻的讽刺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戏仿是一种温和的玩笑。戏仿的对象往往代表主流价值或者处于权威地位，比如流行文化、官方话语、经典名著等等，利用语言游戏，通过对这些对象的“模拟”，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即为戏仿。

很明显，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就是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的戏仿。按照骑士小说的写法，堂吉诃德应该撞见真的巨人，然后打败巨人。可是，塞万提斯偏不这样写，他让堂吉诃德去挑战风车，还被风车反杀了。这样的戏仿一下就让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变得非常复杂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远远超出了浪漫文学、写实文学的范畴。

堂吉诃德本来是照着骑士小说假扮的一个冒牌骑士，可是随着故事展开，读者慢慢发现堂吉诃德心中的道德理想居然是真的，他把从骑士小说里学来的骑士精神好整以暇的履行出来，真的去锄强扶弱、济世匡民。也就是说，堂吉诃德是一个认真的假骑士，或者假冒的真骑士。

然而，骑士的时代早就成为过去，骑士的道德理想当然也被人弃之如敝履。在那样一个轻浮和沦丧的时代，一个落拓老头居然还抱持着古老的骑士精神，踽踽独行，（桑丘也嘲笑堂吉诃德，最后被堂吉诃德所感召），于是原本被人嘲笑的堂吉诃德，突然就让人觉得肃然起敬，反而是庸庸碌碌的吃瓜群众才可耻可笑。

纳博科夫认为，《堂吉诃德》在今天比在塞万提斯时代更伟大，它耸立在文学的天际线上，就凭它的饱满活力，也会永远流传下去，它代表温柔、孤独、纯洁、无私和勇敢，它的戏仿已经成为一个典范。

可问题是塞万提斯能接受纳博科夫这样的评价吗？尤其是纳博科夫明确指出《堂吉诃德》缺乏笑料，一点也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