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使用正确的史料是历史编撰学赖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确的史料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据，所以考据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功夫。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无不受过严格系统的考据训练，传统史学家都

强调研究要从考证史料开始。针对有人过于强调理论和方法而忽视史实辨证的现象，胡适尖锐地说：“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强调史实的辨证和考据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在的历史学研究崇尚宏观、理论、架构等等，而忽视对重要历史事实的辨证。因此，史学界恢复实证主义的学风显得非常迫切。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一书的尝试值得称赞。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质量尚属上乘。但毕竟这部300余卷的著作出自众手史学界二十四史，讹误疏漏仍不胜枚举。先是黄云眉积30年功力，成《明史考证》8册，首次对《明史》进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记载明代典章制度，对研究明史至关重要，但黄氏著作涉及较少。《明史选举志考论》洋洋40余万字，专门考证《明史・选举志》，并对明代选举制度多方论证，不仅清理订正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且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论述亦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此书名为“考论”，“寓论于考，着重于论”。用力点主要有三：一是逐条辨析正误，澄清史实；二是补缺略，明原委；三是对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变、论其得失、明其意义。前两点属于“考”，后两点属于“论”。无论“考”或“论”，事实上都可以归入考据学的范围。既考且论，于是有明一代的选举制度便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重理论与方法的风气远甚于重考据，这本来无可指责。但倡导者却忘却了考据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谓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过分。考据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以达到去伪存真、溯源补阙、探求历史真实的目的，这是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正是历代史学家秉承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统完整、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我们才有了引以为豪的未间断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史学界二十四史，考据在现代中国却很难长成大树。20世纪50-70年代，考据学被认为是走实证主义路线，认定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谈考据而色变”；80年代后至今，很多人则看不起考据，认为考据是雕虫小技，只有建构起所谓的大理论框架，才是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谈考据而色愧”。到头来其后果是，关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实证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学家，在理论方面又被欧美史学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丢弃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史学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选举志考论》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对明代选举制度历史事实的澄清，二是向传统史学复归的可贵努力。

年过不惑，我终于理解了傅斯年先生“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言的真正含义。先生说此话的目的决不是想对所谓的历史学下定义，而是力图说明，什么才是历史学最本质的东西。

《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