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我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这是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晚年谈到《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时说的话。当时是1998年，距离《图谱》1958年第一次立项整整40年，距离《图谱》最近一次撤项2年。7年后的2005年，张先生仙逝，享年93岁。他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说，张先生晚年讲，他这辈子有三件想做但没做成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编成《图谱》。
本世纪初，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王曾瑜主动提出要“复活”《图谱》项目。他的学生关树东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在关树东的协助下，王曾瑜于2004年前后重组了一个以历史所科研人员为主的新编写班子，让《图谱》再度“上马”。在多位学者的努力下，这部命运多舛的《图谱》先后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度重大A类科研项目和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资助项目。今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谱》全书17册终于问世了。
《图谱》写的是历史，《图谱》的编纂亦是一段历史。尽管在长达一个甲子的编写岁月中，“参与和经手的人太多，每个人只知道其中部分事情”（王曾瑜语），但这丝毫不影响《图谱》在编写者们心中的分量。鉴于初期参与者多已谢世，在采访中，《图谱》常务编委罗琨向记者提供了她的丈夫、《图谱》常务编委张永山（已故）2010年编辑出版的《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其中收录了图谱组成员、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守仁（已故）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此文详细叙述了《图谱》从1958年首次立项到“文革”期间的情况，读来令人唏嘘。为了厘清“文革”后《图谱》第二次立项至今日之事，从1981年工作即进入“图谱组”的《图谱》常务编委黄正建不仅在采访中尽可能回忆工作之初的情况，自觉“有责任让这个梳理更真实可靠”的他，还花了整整两天翻看其1991至2004年的工作日记，查阅汇总了58条记录《图谱》进度的内容。“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梳理《图谱》进程了，我很希望这次梳理的结果，可以留做档案。”他说。
一、名家荟萃的立项
《图谱》项目统筹人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宇霖说：“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它的诞生都是以无比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好时光。”
近60年的《图谱》编纂过程艰辛坎坷，先后参与者近百人。有不少人为其倾尽毕生之力，却迟迟没有等到《图谱》问世的那一天。那么，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又为什么会一次次遭遇撤项呢？事情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规划了“三项重大科研项目”，一是《中国历史》（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史稿》），二是作为《中国历史》姊妹篇的《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后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即今日之《图谱》），三是《甲骨文合集》。其中，《中国史稿》7册从1962年起陆续出版新中国历史人物图书，《甲骨文合集》13册自1978年起陆续出版，唯独《图谱》迟迟没有面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绍棣曾担任过图谱组的秘书。他说，《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编写初衷，是为了配合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编辑一部图册。但主编张政烺先生认为《图谱》更需要承担的功能，是通过搜罗、挑选中国悠长历史中出土和传世的文物，成就我国第一部大型物质文化史。也就是说，将中国历史与文物、考古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生动、具体的图像，立体式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这样的目标，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宏大的愿景。更不消说当时历史所的物质条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陈绍棣听说，1958年张政烺先生第一次为《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立项时，中央高层非常重视并且密切关注这个项目。当年12月，历史所组建了专门的课题组“图谱组”，任命张政烺先生为组长、该书主编，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齐燕铭，以及出版家、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金灿然等先生都主持和参加了此书的编委会。此外，历史所还命秘书组从各组室调来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谢清河、张兆麟、安守仁等人加入图谱组，并及时地为图谱组扩大了办公场所。
安守仁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一文中写道，经历史所领导与中华书局联系，当时决定由中华书局承担《图谱》的出版发行工作。为此，中华书局前期投入了不少资金。为了印刷符合文物图版的纸张，书局申请进口了数量很大的纸浆，又从哈尔滨亚麻厂订制了专用外装帧的亚麻布，还聘请了印制珂罗版的上海专家刘绪昌（音名不准）。
1959年3月，社科院邀请全国史学界权威的专家学者来京讨论“三项重大科研项目”的编写事宜。据安守仁记录，这个会议的规格相当高，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出席了会议，郭沫若现场致辞。当时，张先生已经带领课题组一边收集文物、文献资料，一边着手编写编辑计划、资料目录。尽管没有先例可考，但在张先生的主持下，在阴法鲁等学者的协助下，由张先生主笔发凡起例，很快就制定了《“中国历史图谱”编辑计划》，阐明了该书的定名、旨趣、内容、时代范围、组成部分、框架和篇幅。同时制定的还有《“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该目录写明了图谱各章节的安排、农民起义材料、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国际关系材料、漆器、瓷器等手工业材料，以及材料和文字说明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意见。如今，在《张政烺文史论集》一书附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草稿）·封建社会部分》一文。在标题下的括号中写着“内部参考，供讨论修改之用”，并标有“1959年3月7日”字样，这就是当时座谈会上用的讨论稿，该文约8400字。
二、《图谱》之图从何来？
在编辑计划和资料目录的初稿确定之后，摆在图谱组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历史所一无文物，二无图片，三无照相专业人员，四无拍摄文物的照相器材，这要怎么做“图”集？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张先生早年酷爱照相，对拍摄、冲印及照相器材使用都很内行。他指定图谱组成员李培根到北京市文化用品商店购置了一台前苏联制造的135“佐尔”相机、一个简陋的翻拍架，灯光就用台灯凑合，而后手把手地教李培根如何翻拍。同时，张先生找好了战国、秦汉到魏晋的文献及图版材料，由李培根一一翻拍，再由图谱组成员谢清河送到照相馆冲印、放大。取回照片后，所有图片都逐一登记造册，然后全组分工，按《图谱》资料目录所载，按序将翻拍照片贴在纸上，准备交给中华书局付印。根据张先生的要求，冲洗、登记、造册、装袋这些工作都必须当天完成。在陈绍棣看来，张先生搜集资料有一套“先近后远”的原则。他通常带领大家先翻拍历史所的文献及图版资料，再拍所外文物。这个工作大约进行了三个月，因为组上接到新任务，翻拍工作告一段落。
约在1959年7月底，经历史所向兄弟单位求援、协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国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都派出从事文物拍照的专业人员，带着当时最好的进口照相器材，配合图谱组工作。1959年8月至9月，图谱组在历史博物馆拍摄国家重点文物800多件。
“张先生当年拍的很多都是一级、二级文物。”陈绍棣说，张先生对文物的成像要求很高，一般都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待光圈、焦距、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此时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张先生对文物拍照技术很有钻研，对每件文物的形态、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
安守仁在回忆录中写道，1960至1964年，张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前往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山东、安徽、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等17个省市及有关县市，拍摄、收集文物照片近7000张。为了陪摄影师冲洗胶片，已年过半百的张先生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当时已是学术大家的张先生，在出差时常常以糠代粮，坐“闷罐子”车，住普通职工宿舍，令旁人肃然起敬。
陈绍棣说，张先生除了带领大家拍摄、翻拍文物照片，还从中国书店选购了不少珍贵书籍、名人信札、图册、画册、碑帖等，为《图谱》提供了宝贵资料。
三、令人痛心的第一次“下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记得，1964年9月初，包括他和陈绍棣在内的4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1963年已更名为“物质文化史组”的图谱组工作，陈绍棣和他与张先生3个人在一间小办公室内一起做《图谱》。没想到，当年10月“四清”运动就波及到了他们。“才忙了一个月，我们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栾成显说，没多久“文革”随之而来，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图谱组人员流散，《图谱》编纂项目遭遇第一次“下马”。
据安守仁生前回忆，“文革”期间，历史所是重灾区。最令人心痛的是，已经整理好的大量《图谱》相关图书资料散失，文物照片散乱，照相器材被收统管，“历史所的学者们终日不得安宁地度过了10年”。尤其是1969年1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为了解决住地和“办公”用房，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他们将所里收集、整理的书籍、信札、图册、碑拓、册页胡乱搬走。后来，又以“战备转移”为由，将张先生及图谱组之前辛辛苦苦从全国10多个省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底片、照片，胡装乱塞入战备箱运往湖北、陕西等地。直到1973年初，这批图书资料才被运回北京。但开箱后，安守仁直接“傻了眼”——图谱组的主要文物照片、底片、登记目录竟然都不在箱内！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安守仁“记不清经过多少艰困”，才寻回了这些重要物资。
四、二度“上马”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78年前后，《图谱》编纂工作再次“上马”，仍由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张先生重新调整了编写大纲，二度“上马”的《图谱》由10卷14册构成。
当时历史所古文献研究室分为2个组，一个是“图谱组”，另一个是“文献组”。除了5名老成员，张先生又“招兵买马”了一些新人加入图谱组。
黄正建是“文革”后社科院历史所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进入历史所，和另外3名新人一起被分配到图谱组工作。他负责《隋唐五代卷》的编写，在他的印象中，这一时期的《图谱》编写是有章可循的，张先生重新拟定了编辑体例，对《图谱》的说明文字、图片选择、版式版样等，提出了相当具体且有可操作性的要求。
就说明文字而言，张先生拟定了详尽的文字体例。比如，对于每一卷的概述文字规定了内容和字数，“每卷以图版为主，前为概述，略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及重要文物保存或发现情况，尽量吸取史学界的新成果。字数一万字”；比如，对于照片的归类和放置，他提出“将文物按历史性质以类相从，并在每类之前作出分类（专题）说明，字数以四百至一千为宜”；比如，具体器物的图片说明与概述文字要如何区隔，他建议“高层次的内容（如农业、手工业、商业）放在概述里讲，低层次的内容（如陶瓷、漆器、瓷器）放在分类说明里讲。抽象的东西放在概述里写，具体的东西放在分类说明里写”；比如，对于文物说明的体例，他规定“每件文物的说明包括以下几点，即名称、时代、出土地点、收藏单位、尺寸、质地、形制、历史价值。实事求是，宁缺毋滥。每篇约一百至五百字”；以及，“每卷之末列参考文献目录，统编号码，概述及说明中如果征引或使用，只注号码”。黄正建说，这一严谨的体例反映了张先生对《图谱》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的深思熟虑，一直为此后的实际编纂工作所遵循。
对于图片，张先生提出，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古遗址、古墓葬、古籍、古地图、古画等。挑选图片，以历史价值为主新中国历史人物图书，艺术价值次之。每一册书选定四五百张图，考虑到总体成本，规定彩色图片不超过所有图片的四分之一。为了更便利地获取图片，张先生专门向所里申请引进了一位做翻拍工作的摄影师，并布置了一间暗房。所有编写者要将当时能看到的文物考古类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编写时的最近一期，并翻看许多图录，而后挑选文物，制作卡片，并将卡片上提到的文物交摄影师翻拍出小样。
黄正建说，张先生还要求所有编写者将小样分类排好：每个人都以一页为一个图版，在一页中收入一至若干张图片，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排版，并顺序写上图版号、图片号、器物名称等，还要单独写图片说明的文字稿。
当每位编写者的桌上都堆起厚厚的一摞小样时，《图谱》的初稿就差不多完成了，那是《图谱》二度“上马”10年后的1989年。“稿子和图片小样送到主编张政烺先生家时，先生很高兴，难得地与我闲谈了一阵。”黄正建说。
五、轰动的撤项
黄正建记得，到了1990年，由于种种原因，原本答应出版《图谱》的出版社撤项，导致《图谱》工作不得不停止。
直到1991年9月，图谱组再度恢复工作。黄正建在日记中记到：“9月3日：师勤（时为图谱组资料员）通知星期五开会，图谱又要上马。”到了1992年2月，某地方出版社表达了对《图谱》的兴趣，派了包括副社长在内的4人到所里与编者们座谈。1994年7月至1995年6月，时断时续的《图谱》编写工作终于持续进行。当时，无论是酷暑还是下雪天，甚至过年在家期间，编写者们都在为《图谱》赶工，增加新出的文物图片。1995至1996年期间，不少人再度完成了文字稿和图片小样。
不过，那时候的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图谱》的图片多是从各种公开出版的考古文物图书中进行挑选，而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版权”意识，这个新问题很快成了大问题。
由于版权问题涉及面太广，令这家地方出版社和图谱组都无法招架。1995年11月29日，黄正建在日记中写道：“图谱出版也基本无望……”他告诉记者，当时这家出版社已经投入了不小的成本，为印刷图片专门购置了四色套色的印刷机器。为了保证书本质量，所领导和几名图谱组组员也好几次前往当地，与出版社商议编辑、出版事宜。出版社的放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在日记中，黄正建写道：“得知图谱不出了……此事颇让我伤心……”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解决不了版权问题，也找不到新的出版社接手印刷发行，1996年7月，图谱被正式从“国家项目”中撤项，又一次“下马”了。
一部初稿基本完成、史学界众多名家参与编写的大部头图书被撤项，此事很快登上了1996年7月30日（第1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头版，在学术圈引起了很大震动。
六、“绝不能再‘下马’”
直到今天，王曾瑜的脑中仍不时浮现一个场景：1996年的夏天，张政烺先生把自己闷在书房里，兀自望着窗台上一叠用报纸包起来的东西出神。连着好几日，他都这么坐着，一坐就是半天。“后来，师母傅学苓先生同我讲，她翻开来看过，那叠报纸包着的是《图谱》原始社会部分的手稿。”说完，王曾瑜重重地叹了口气，“撤项对张先生的打击非常大。从那以后，他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身体也大不如前。”
王曾瑜告诉记者，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曾受教于张先生。在他看来，自年轻时就被称为“小王国维”的张政烺先生学识极其渊博，在与他同辈的优秀史家中，也是出类拔萃者。尤令他敬佩的是，张先生博览群书，治史不分断代，对中国考古学、古文字、版本目录等均有精深的造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请学者点校“二十四史”时，张先生被分配到点校《金史》，“拿来就点”，甚至还用古医书纠正了《金史》中的差错之处。王曾瑜至今记得，1991年过春节时，张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提出希望由他执笔写作《张政烺先生学术传记》，编入组稿中的张先生80华诞祝寿文集，这令他倍感荣幸。当读到张先生1998年的自述文章：“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摘自朱凤瀚整理、张政烺自述《我与古文字学》）王曾瑜心里很难过。他认为，张先生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却一直未能将自己的大部分学问付梓，这不仅是他的最大损失和遗憾，也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张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事”。
黄正建记得，2000年王曾瑜找他谈《图谱》之事时，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王先生对张先生有一种责任感”。在当天日记中，黄正建这样写道：“我既想让图谱出来，又怕再耽误几年，也是很矛盾。”在他看来，曾经参与编辑《图谱》的学者，不少都有类似的心态。
王曾瑜告诉记者，考虑到自己在院里有一定的影响，2001年他以张先生和自己的名义，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重点科研项目，酝酿让《图谱》“起死回生”。但因出版资金没有着落，图谱组成员流失严重，虽然申请报告改了又改，工作迟迟却不能开展。
直到2004年，这一课题申请才得到批复，经费和出版社也有了眉目。在关树东、黄正建等人的努力下，经历了一次次“可能无人做”的婉拒后，《图谱》编写者终于逐步找齐了。当年3月26日上午9点，新成立的图谱组第一次开会。根据黄正建的记录，当天会议的到场者有王曾瑜、张永山、许文骥、沈冬梅、关树东、李锡厚、陈绍棣、黄正建、陈奕玲、赵凯、鱼宏亮、刘晓，没有到场的有栾成显、罗琨、安守仁等。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黄正建向与会者介绍了情况，念了体例，大家看了样稿。关树东记得，那时他博士即将毕业，王曾瑜对他说：“你写完论文，就该做《图谱》了。”
在2004年《图谱》再度立项时，黄正建就在日记中写道：“王曾瑜对此事极认真，极负责。”2005年，社科院院部与王曾瑜签订了重大课题责任书。不过，在现在出版的《图谱》编委名单中，却看不到王曾瑜的名字。“是我要求出版社不署名的。”王曾瑜说，他在立项时就提出8个字：一不挂名，二不沾利。在最后的统稿和审稿阶段，王曾瑜承担了大量审读工作。他说：“在张先生面前，说我是四分之一瓶醋，还是过高抬举自己了。这是实事求是，不是妄自菲薄。我对《图谱》就像对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必须尽学力修改。”为此，他还常常向师母傅学苓先生汇报编写情况。不过，直到结项，王曾瑜都坚持不肯要一文钱稿费。“做这个事情，越简单纯粹越好。”他说，“我对这部书只有一个要求——绝不能再‘下马’！”
七、“不完全是付出”
“看到这套书出来，晚上终于能睡踏实了。”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里，看着刚刚从出版社快递来的《图谱》，栾成显笑出了声。今年76岁的他，是整个《图谱》项目作者团队中，一人独立承担最多卷册的作者。17册书里有4本，即《明代卷》（上、下）和《清代卷》（上、下），是由他主笔的。
其实，《明代卷》（上、下）的作者一开始并不是栾成显。之前，《明代卷》上、下两册已经由安守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韦祖辉撰写了底稿。但旧有的稿件在体例和结构上与其他卷册极不统一，需要大规模的重新加工。在2004年项目启动后不久，安先生就过世了，韦先生年事已高不便继续从事《图谱》工作。栾成显说，这也反映了《图谱》写作的一大困难——由于时间线拉得太长，人员变动频繁。从2004年立项到2016年交稿为计，时间就过去了10多年，更不用说整个项目60年间的人员变化，而“换一个人，就是重来一遍”。
如果《明代卷》工作搁浅，将影响整个《图谱》的出版，编写组和出版社都心急如焚。考虑到正在编写《清代卷》（上、下）的栾成显是明史专家，虽然明知栾老工作量大，但编委会不得不又找到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栾成显说。
不料想，2015年中旬，就在距离截稿期越来越近之时，栾成显的糖尿病病情加重了。见工作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栾成显心里非常着急，几次给出版社打电话致歉。那时候出版社也急，又不忍心催促病中的老先生。最后，他们和栾成显讨论出了一个方案——让编辑入驻栾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配图问题就能现场讨论解决，有的文字部分则采用栾成显口述、编辑打字的方式完成。
栾成显告诉记者，最初的安排是早上9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1小时，下午5点结束。执行了一天之后，他觉得进度太慢，要求改为每天晚上9点结束工作。经过15天高强度的“最后冲刺”，栾成显和编辑完成了《明代卷》与《清代卷》共4册的组稿，整理文字近90万、图片2934张。
“做《图谱》，栾先生的拼命是出了名的。”关树东说，栾成显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最重，为了赶上进度，70多岁的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听到这，栾成显说，那主要是因为他原本是研究明史的，“做清代史相当于重学”，花费了不少时间。他笑着对记者说：“你看，做《图谱》还能学到新知识，也不完全是付出嘛！”
八、“最大的文件夹”
在很多编者的电脑中，“图谱”资料通常是占内存最大的文件夹。关树东告诉记者，现在《图谱》每册用图为400张左右，但在提交初稿时，考虑到资金、版权等问题，每位作者备选的图片在800张左右。而在收集资料阶段，每个人都是在8000甚至上万张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大家都准备了10倍以上的资料”。
《图谱》常务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罗琨和丈夫张永山（已故）1963年一同进入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1980年代，为了加强《图谱》的编辑工作，历史所安排张永山、罗琨协助张政烺先生完成原先由他承担的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两大部分的《图谱》工作。罗琨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原始社会阶段的历史很有兴趣，一直关心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她记得，接到这项工作安排两周后，她就提交了原始社会选图目录约百条，“当时我们住在建外9号楼，张先生住7号楼，往来很方便，拿着目录，先生很高兴，他说要亲自翻拍图版”。走进罗琨家中，只见书房里排着一列大文件夹，过厅堆放着十余个卡片盒。“都是我们夫妇俩做《图谱》等先秦史研究时攒下的部分资料。”罗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