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开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宋元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失去积极意义考试内容趋于八股，遂叫八股取士，清朝废除。八股取士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考试内容和文章格式两个方面。通过考试选官硬背四书五经，到底考什么内容？从隋唐科举制创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或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为主（帖经），或以对当前国家统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主（对策、对时务策），或以文章写作水平的高下为准。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摸索出来的统治理论。程朱理学强调“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士人通过学习“程朱之说”，有利于树立起对王朝的忠诚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决“时弊”的一个有力手段。明朝科举考试基本内容，开始是《五经》、《四书》并重，后来逐渐发展成主要根据《四书》成绩录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代圣贤立言”。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容易产生死记硬背之弊，而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发挥，又容易陷入“妄作主张”的境地。通过“代圣贤立言”式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则不但要认真读经书，而且要读书得法，在认真阅读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之后，努力体会“圣贤之意”，真正做到“明天理，灭人欲”，掌握古代统治经验。一方面防止了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书不读，胡乱联系历史与现实，故为新奇诡异之论的毛病。从考试内容上说，要求“代圣贤立言”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手段。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谓“排比有定式”。明清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组文句，每组两个段落，相互对仗。因共有八个段落，即八股，故称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等）。对科举取士来说，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稳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科举，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准，八股对仗就是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章格式，到明清时期正式用于科举考试。也就是说，面对应举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少的矛盾，在考试形式的设计中，强调容易判别高下的客观标准，防止考官的主观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硬背四书五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保送”时代。

科举考试相对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而言有很大的优点，他使得一些门第较低的人也可以进入仕途，从而改变了魏晋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但到了明代以后，这种较为先进的选官模式就被一个“和尚”把经念歪了，此人就是在皇觉寺做了几天小和尚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来自于社会底层，他深知权力的重要性。然而这个没读过几本书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是心存疑虑，他既要用文人治国，但又不相信文人，在这种复杂、矛盾的心境下，他想到了一种桎梏和钳制文人思想的枷锁，那就是考试写“八股文”，考试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之内，不允许有任何的发挥，加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的作怪，明代的知识分子不再钻研历史，埋头儒家的经书之中。《史记》、《汉书》不闻，《通典》、《通志》不问。如果从考试命题分析，八股文仅仅是一种文体，但为什么就能束缚思维呢？原来一篇八股文就700多字，先破题再承题；接着“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模仿圣人的口气写文章，这叫起讲，后中股、后股、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的对仗的两股，因此成为八股文。八股文中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个人的发挥和见解。

，必须依据“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毅梁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把读书人的智力思维刻版化。作文本来没有定法，一旦将技巧格式化，而且又杜绝了考生发挥个性的任何可能，考生只要预先在肚子里装下各种题目的八股几十篇，即使没有什么经史学问，也完全能够金榜题名。相反，老老实实读书，读白了头也未必能写出考官看中的文章。难怪范进中举高兴的发了疯，现在真可以理解了明的科举取士，给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套上了一条紧箍。八股取士是一种十分严酷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收到了加强统治的一定效果，但却给社会带来了满身疮痍，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当清军入京时，城门上有人写道：“八股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八股取士毒深如此！但毒又何止如此，清军入关后，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但在文化上有很大的自卑感，满人对汉文化什么都学，连朱元璋发明的八股取士他们也学。这样，对文化的限制、思想的制约更深，使八股取士的危害更甚。到清末之时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豪。龚自珍也对八股取士导致史学没落深恶痛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兴起，确实给自宋元以来活跃的史学当头一棒，明清的史学失去了宋元时候的活力，从而导致受教育者缺少历史修养，思想麻木，思维僵化，固步自封。加之对事件的认识缺乏历史的眼观与谋略，也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