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的跨语际变异250中外文学的跨语际变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摘要:在跨语际的文学交流中,文学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一国的文学文本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传阅并进行跨语际转换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文学的传播,接受与变异便相伴而行。关键词:跨语际;文学翻译;变异中图分类号:10—03;1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8—0250—03在跨异质文明,跨语际的文学交流中,文学翻译一直起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桥梁和媒介作用。在当今社会,翻译已不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成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n"(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文化交融)或""(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翻译既然进入了一个新的语言组织,就必然会增添新的因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上了译者的理解,风格等个人色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创造性,所以说,它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这一创造性已超出不同语言间单纯语际转换的范畴,凸显了接受环境对作品的接受,异化,反叛或误读。
这种跨语际的文学翻译不仅是普通的语言交际和信息交流,而且更多的是文学艺术的再创造,是原着的二度创作。翻译的再创造突出地表现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它蕴藏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改变了原作赋予作品的面貌,使原作的意义在另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历史性环境中得到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比()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他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杜撰原作的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叛;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学只要是在新的载体中出现,就不可能是原生态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也指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
所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译者这种赋予原着以再生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综观汉籍外译和外籍汉译的历史,文学翻译的跨语际变异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管窥一斑:首先,原作进入一个与它原来的社会文化境况完全不同的语境,必然会受到译入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制约,其外在形态异化为译入语文化形态。其次,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对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虽然翻译以言语的变异为主要特征,但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审美情趣,文学气质,认知能力等都给译作打上了"再创造"的烙印。最后,翻译是一种社会性的劳动,只有在被接受中来实现其价值。为了满足目的语读者和接受环境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译者总是依照目的语特定的政治,文作者简介:何颖(1968一),女,~tJII成都人,博士研究生,I~tJJI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郭建中:《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277陈淳,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0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7中外文学的跨语际变异25l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源语文本进行调整。
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在论翻译时指出:遵守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尤金?A?奈达(。Nida)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英国翻译家亚瑟?威利把《诗经》()翻译得像"英国诗歌"。比如,译作把周朝的农夫塑造成类似欧洲中世纪田园诗中描述的农民的形象,译文中使用了""和""等词,这和中国文化中的农夫形象相去甚远。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直接将汉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将"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上帝(God)"。而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译为"兰心剧院"。
"兰"取意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其深刻意义远胜过将其直译为"剧院"。显然,"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发挥汉语的优势,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译语在译者的艺术再创造中得到优化。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总是在一定的接受环境中操作。在遭遇与自身所处接受环境不同的译本文化时,有的译者就会自行对作品进行删改,以期不与接受环境中的主体文化产生对抗。同时,作为受接受环境制约和影响下的产物,译本又参与接受环境的构建,形成一种译本与接受环境的互动关系。苏曼殊于1903年翻译的法国作家雨果的着作《悲惨世界》最为典型。这本译作共十四回,开头六回半和末尾一回半是苏曼殊根据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二卷《沉沦》编译的,而中间六回书是他的创作。这六回书中所写的人物,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内容则完全取材于晚清社会。比如"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显然是影射清朝的统治者,"假维新派","洋奴买办"又都是晚清社会的产物。书中还采用了当时谴责小说的表现手法,用汉字的谐音来给人物命名,如"满周苟"(满走狗),"范桶"(饭桶),"吴齿"(无耻)。苏的译文,用赵景深的话说"是曼殊的一本古怪的东西,前面一小半大约是根据法国嚣俄(雨果)的《哀史》改编的,后半似乎是创作了"。
苏曼殊的这种做法,看起来确有些"古怪",其实这和当时社会的接受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清政府其时虽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然而并没有放松其专制统治,以言论或文字得祸者屡见不鲜。由于环境的制约,苏曼殊借历史讽喻现实,以外国影射中国。汉籍外译也不例外,l8世纪欧洲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为向欧洲大众展示中国人的道德情操,把中国元曲《赵氏孤JL)改编为剧本《中国孤JL)。伏尔泰 除把原剧本中故事发生的年代由春秋时代改为元代外, 更把故事情节作了变动,原剧结尾赵氏孤儿成年后杀了 屠岸贾,报了灭门之仇,而伏尔泰将其改为称霸一世的 成吉思汗(相当于屠岸贾的角色)为崇高的道义所折服, 道义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君王的霸道和暴力。当时这部 《中国孤JL)传遍欧洲,就连欧洲最着名的剧场,也以 演中国剧为荣。伏尔泰对《赵氏孤JL)创造性的改编, 为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作出了贡献。 杨武能教授在1980 年代就提出"文学翻译的主体同 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着和译本,都不 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 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 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
在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文化中介 的译者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在沟通原文和译文,源 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原文和译 文之间建立起一座弥补文化缺损的桥梁。根据海格德尔 "前理解"和伽达默尔"期待视野"这一接受美学概念。 由于读者各自所处的接受环境的文化传统,道德伦理, 欣赏趣味,接受水平,读者个体相异的经历和旨趣形成 不同的"期待视野"或称为"文化先结构",同时各个 时代又有主导性的"期待视野"。中国人说诗无达诂, 字无定诠;西方人说词无定义,义由人生( ,)o 译文里加 入了译者的理解和再创造,译语的表达既带有译者的主 观情绪,又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色彩,译语也在两种语 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达到和谐外国文学名著变异字,变异成为必然。诗 歌是翻译文学的极致。尤以汉语古典诗歌的英译殊为不 易,译文很难完全体现原文的形美,音美和意美。语言 的异质性和文化差异使得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不可避免, 诗歌翻译更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正是这些不甚忠实于原 作的创造性译作使得中国诗在西方社会名声大振。
其中 尤以法国的戈蒂耶()和美国的庞德(Ezra :《译者的隐身》,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OO4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9 252社会科学战线?2008 期?博士论坛Pound)为代表。庞德的译本《神州集》()不仅 在形式上使用英语ca 由体诗形式翻译中国古诗,而且为 了使译诗在主题上紧扣当时的时代精神,还对原作进行 了大量的改译。符合了当时西方的社会生活和诗歌艺术 发展的需求。例如庞德对《诗经?采薇》的改译便彰显 出其反战倾向:"戎车既驾"庞德改译为"tired",意为 "倦了",这样,"马匹已被系上了战车",就变成了"他 的马匹倦了";"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一句,庞德译为 "我们没有休息,一月三次战役"。《神州集》出版后, 西方的评论家用"最美的诗","至美的境地","新的气 息"等词来称赞它。着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艾 略特(T。S。Eliot)将庞德誉为他们那个时代"中国诗的 发明者"。戈蒂耶是汉诗译者中敢于最大距离脱离原诗的 译者之一。例如,戈蒂耶在翻译李白的《江上吟》时只 取了李白诗中"木兰之鑫","玉箫金管","美酒", "载妓"这些词的表层抒情之意,而诗歌的中心内容: 欲通过"楚王台榭"的不保和"屈平词赋"的永存表达 对文学生命的珍视与自信等,在戈蒂耶的笔下荡然无存, 而变成了一首及时行乐的颓废之作。
这种改译却迎合了 当时法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诗学趣味以及他们对于东方文 化的口味。此书不仅在法国多次重印,还被翻译成不同 的文字。李白的名字也随着戈蒂耶的《白玉诗书》(Le )传遍欧美大陆。戈蒂耶去世后,人们在悼 念她时还说:"在永恒之春的花树下,她正与温文尔雅的 李太自从容交谈。"雷克斯罗思()曾 说过:"一部伟大的翻译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多是因 为它们完完全全属于ca 己的时代。"译者是为一个特定的 时代特定的读者而翻译的,他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基于这样的原则,他在翻译杜甫诗的时候就加入了许多 自己的创造。杜甫诗歌的内容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大 多反映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仇恨。 雷克斯罗思在翻译杜甫诗的时候不惜大刀阔斧地对原文 进行删改,"用读者能理解的说法外国文学名著变异字,来取代文学典故,政 治讽喻,或是古代的文物用品等",摒弃了杜甫诗歌中表 现出的对统治阶级的怨恨和仇视。他的翻译虽然失去了 政治社会意义,却得到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赞赏。诗人威 廉?卡洛斯?威廉斯(s)曾赞扬 雷克斯罗思的译诗集说:"在我有幸读到的用美国现代语 言写作的诗集中,王红公(雷克斯罗思)翻译的杜甫 诗,其感触之细致,其他译者无人能及。
"汉学家宾纳也 说:"这些译诗,令人感到我们的心灵在古代的山水中复 活了。我们与古人情感交融,化身为一。我即此古人, 彼归何处?此古人即我,我何去何从?"雷克斯罗思翻译 的杜甫诗,得到了西方文化的认可和理解,他的译诗集 是继庞德《华夏集》()之后的又一部影响广泛的 中诗英译。 综上所述,我们试图将文学的跨语际变异归纳为四 种模式:移情型,补充型,融合型和价值观反叛型。文 学翻译变异发生的原因在于异质文化的差异性和主体文 化环境对翻译活动的制约。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一 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更多的是 种有意识的变形和异化,是对原语文本的超越和再创造。变异的译语与原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形态 上超然于原语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失真,实质上是 真与美的统一。这种"脱胎换骨"的创造性翻译常常起 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为解决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 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在文化间的相互对话中, 主客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ca 身——相互影响和制约, 拓展了彼此的文化视野进而形成共同的视野。本雅明指 出:"译作绝非两种僵死语言之间的干巴巴的等式。相 反,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它承担着一种特别的使命。
这 使命就是在ca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成熟的过 程。"本雅明甚至认为,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不过它 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在译作中, 原作可以达到一个更高,更纯净的境界,一种称之为 "纯语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不同的语言(也可 以是原作和译作)在各自意指的方式中相互补充,相互 妥协而最终达到和谐。 责任编辑:王卓 秦寰明:《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李白诗——以英,美及法国为中心》,《中国学术》 2000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刘岩:《杜甫白居易对美国诗人的影响》,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载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 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02
